「如果要怕的話，就乾脆什麼都不要做就好。」《立場新聞》被迫停運後，前採訪主任林彥邦另起爐灶創辦獨立媒體 ReNews。一人新聞台，專注紀錄香港巨變的此時此刻，報導主流媒體不敢寫的內容——逆風的代價是什麼？
一身鐵灰，陰雨天裡，林彥邦從貓空匆匆趕來，剛剛完成一次對他意義重大的採訪。曾經參與「黃雀行動」、也是香港佔中運動發起人之一的香港牧師朱耀明近日在台灣出版回憶錄。一名香港記者，採訪一名香港民主運動的「敲鐘者」，在過去自然如呼吸，但在今日的香港會否觸及未知紅線？他坦言，就連朱牧師也擔心過，會不會為林彥邦帶來危險。
待過紙媒、電台，從親官方的《香港無線電視》（TVB）到獨立網媒《立場新聞》，新聞業打滾近20年，林彥邦一路見證香港及本地新聞業的變化史。2021年冬天，《立場新聞》高層被捕、被迫停運。閉門那天，作為採訪主任的林彥邦最後熄燈走人。
2022年4月，失業的前記者決定創辦獨立媒體 ReNews。短短一年多，ReNews 的Instagram專頁有超過11萬人追蹤，臉書粉專逾10萬人。一人營運，校長兼撞鐘，收入全靠讀者訂閱。
林彥邦自言並非工作狂，但即便在台北受訪期間、前往桃園機場的返港路上，林彥邦仍不時分神處理 ReNews 的工作、發布新聞。彈無虛發的新聞追索，代價是失去平衡的綿長工時。時薪換算下來，甚至比香港最低時薪還要低。此時此刻留在香港做獨立新聞，為了什麼？
以下是林彥邦與DW的專訪，在不影響原意與脈絡下，經過編輯摘取、濃縮與整理。
DW：現時在香港做獨立新聞，會有害怕嗎？心中沒有底線或紅線？
林彥邦：如果要怕的話就乾脆什麼都不要做就好。有一些明確知道一定會死的紅線我是不會去碰的，其他的我不管那麼多，因為根本沒有人說得清楚那一條紅線在哪裡。
比如我剛剛在做朱耀明牧師的訪問，為什麼過去這幾年都沒有相關訪問？台灣媒體好像有訪問過他，但是香港真的好像沒有，為什麼？大家都覺得這個可能是有危險的事情。朱牧師自己也有擔心過，會不會對我來說有危險。
朱牧師沒有案子在身，他是一個已經退休的牧師，曾經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參與者，離開香港的時候也不是偷渡，沒有被香港政府通緝，現在在台灣出了一本書，我來跟他做採訪，回想他過去30多年在香港的民主運動參與。如果你要說這樣的訪問是犯法，那好吧，隨便你想怎樣就怎樣，我自己覺得這是一個絕對值得、而且是很重要的訪問。在新聞的角度來看，我只考慮這一個。
當然我們做新聞也要守法，你明確表明了這個東西是違法的、不可以做的，那我就不做，但其他的我真的不想去猜。反過來說，現在我們還在香港做跟官方口徑不一樣的新聞，本身就是一個有風險的事情。那我為什麼還要每次都重新去想，這個會不會可能有風險？那個會不會可能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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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在《立場新聞》工作，如果要去考慮這個，倒不如一開始在《立場新聞》關門以後就不再做相關工作。我可能去開Uber，但開Uber在香港也是違法的，或者去送Foodpanda，應該也不會餓死吧！我為什麼還要跑出來做新聞工作？就是我覺得我喜歡、我覺得有需要，可能有風險的考慮我把它們放到很後、很後的位置。
DW：自己出來做自媒體之後，有沒有遇過讓你覺得心中警鈴作響的事，或者收到來自官方或警察的警告？
林彥邦：我必須要說，還真的沒有任何官方的信號發過給我，好像當我不存在一樣。比如說有沒有被人跟蹤，經常我們這一種人都會留意，而且我本身開車，如果你要跟蹤我是很明顯的，但還真的沒有。到現在為止，我也沒有收過任何所謂「善意的提醒」，從來沒有，這還是挺意外的一件事。不光是我，其他人知道從來沒有人管我，也覺得很意外。
你說有沒有我自己覺得「啊，這個很危險，要不要先不寫」之類的，或許有過吧，但最終我應該都是會選擇繼續寫的。要去想有沒有可能有危險的話，那代表那個事情應該是有價值的。既然它是有價值的話，就不要想太多了。
最新的例子是昨天有一個《南華早報》的記者在中國不見了，共同社寫的。今天香港主流媒體沒有任何一家有提過一句這個新聞報導。你想像幾年前、或者說10年前，有香港記者在大陸採訪消失了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它應該會是頭版，但是今天沒有任何一家香港主流媒體有寫。他們心中可能覺得這是有風險的事，才會有這樣一個結果。但是我昨天知道之後，第一個念頭就是一定要寫，我要確認的是這真的是共同社寫出來的事情，而不是不知道哪裡來的，有一個明確的來源就行了。這個事情太重要了。
我寫好、發布出去以後才有香港記者朋友跟我說，這個東西我們不能寫、不敢寫。他是哪一家就別說了。已經有共同社這個擋箭牌在前面，你可以直接引述，但是他們上面都說不可以。他說，我現在看到只有你寫出來。我是到那個時候才想：哦，完了，這個是有危險的嗎？我還真不知道。這樣也算是有風險的東西嗎？但是現在香港的狀況就是這樣，他們連這樣的東西也會怕。
DW：主流媒體有自我審查的情況，那你會不會擔心為還在香港的受訪者帶來麻煩，陷入一種不是擔心自我安危的自我審查？
林彥邦：李立峰（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有一個說法，他說這是「愛與道德的自我審查」。對我來說，我看的只有一個事情，就是這個東西是不是值得去寫，如果是，我自己的風險就不想太多。我也不想經常去想會不會為對方帶來什麼後果，這個部分你可以說我不負責任，我把考慮交給對方。
我做訪問之前都會跟我的受訪者說清楚，我現在開始錄音，如果你覺得有些事情不可以留下記錄，你根本不要跟我說。錄下來的東西，我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有一天到了警察手上，我真的不知道，所以你跟我說的事情就是可以寫出來的事情，不可以寫的你不要說。風險你考慮過、覺得OK，那就OK。
我自己有事可以，但是不想害其他人也受累、受害，其實是有它的道理，但是也很煩人，如果這個社會每一個人都這樣想的話，那所有人什麼事情都做不了，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到其他人。反過來我覺得，其實應該去考慮的是尊重其他人的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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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尊重其他人的覺悟。他在這樣的一個社會、這樣的一個環境底下，依然會去做某一些事情，或者說站在某一個位置，他不會沒有考慮過自己的風險問題。如果他跟你說：我還是不要了，我想低調一些，這個事情我不方便，那OK。如果他願意說，我們作為一個報導者的責任其實是讓人聽見他們想說的話，而不是想太多。你有沒有反過來去尊重一下他對於自己人生尊嚴的追求？如果你只覺得我這樣寫他很危險的，那不如大家什麼都不做比較好。
現在還會接受採訪、還會出來做一些跟政治公平社會有關的事情，我相信每一個人自己都已經考慮過。時間也不短了，曾經可能很熱血、很青春的、很中二病的狀況已經過去了，到現在你還留在這，你還會站在這裡，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已經考慮過。除非他是一個什麼經歷都沒有、 可能小朋友或老人家，可能太過單純什麼都沒有考慮過那一種。就好像你現在問我一樣，我也知道我在什麼地方說過什麼、可能會有什麼結果，我覺得OK，你就不需要為我考慮太多。
DW：這樣的「覺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19年嗎？或是更早的14年？還是說從你踏入新聞界開始就有？
林彥邦：踏入新聞界一定不是，太早了。我是在2006年（入行），首先是在報紙跑香港新聞。好像是2007年吧，我做過最大型的街頭採訪是有一套好萊塢電影來香港拍，《蝙蝠俠：黑暗騎士》（的主角）他在國際金融中心跳下去，中環一帶封路，很多人想去看Christian Bale、Morgan Freeman。你想想看那個時候的香港，可能那一年在街頭發生最大的事情就是來拍戲。
那時候的香港是很娛樂、很開心、很和平的，當然有一些政治方面的爭議，但是沒有搞出什麼，所以那個時候如果我跟你說，我已經有想法是要為記者生涯或者使命付出，那一定是不可能的事，就是覺得好玩就進去做一做。比較開始有這個想法應該是2014年以後，原來有一些人是願意為這個地方付出代價。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我在TVB，第一發催淚彈的時候我剛好在旁邊，肯定不是第一顆，但是第一波的其中一顆就在我腳邊。
我記得催淚彈散去以後，那些人重新站在馬路、站在警察對面。其中一個學生他哭著對著我、對著鏡頭說：「到底我們做錯了什麼，你要這樣對我？」大概從那個時刻開始你會覺得：啊，原來我作為一個記者在這個地方是有一些東西應該去做。可能再早一點，在2011、12年反國教的時候已經開始有這樣一個想法，14年的時候是更強的一個感覺。
2014年跟2019比起來，哎呀 It's a piece of cake，但是那個時候你覺得是很大一件事情。當時有傳過防暴警察或是軍隊會出來開槍，香港會再次有天安門（事件）的風聲很厲害。我忘記是哪個攝影師，但是我跟他說，如果前面有警察舉槍要開的話，我們走上去吧。那時候想的也不是說你射我吧，而是我覺得我們拿著TVB的麥還有camera跑上去，他們可能會delay幾秒鐘。如果你說有什麼覺悟，可能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出來了。經歷過2019年就更加明顯，我至少在那個夏天看過3、400人在我面前被警察拘捕。
林彥邦：最簡單的說，就是我寫出來的東西是其他人應該不一定會寫的，或者說寫出來跟其他人不一樣的。
林彥邦：對，我就是要嘗試填飽一些洞。現在香港的新聞界洞有很多，其中一個洞就是在政治新聞這一塊，裡面很多聲音都消失了，我希望可以的話盡量能補多少是補多少吧。
林彥邦：我做得要死耶（笑），然後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是自己做完這些所有事情的。我累得像頭狗，但是老實說，以前有跟我工作過的人應該知道，我是一個很懶的人。
林彥邦：不是，我絕對不是有工作狂，我是一個很懶的人。以前跟我在《立場》合作過的人一定知道，能夠不做的事情我一定不做，如果只付出七分的力就可以達到合理的效果的話，我絕對不會做到八分。我是這樣的一個人，考慮東西我計算得很清楚。
林彥邦：我要想一下（笑）。很多時候我知道我要迫自己再努力多一點點，懶這個事情是一開始懶，就一直走下坡了，那就會惡性循環。這是第一。 第二是剛才說過了，我一直都是一個做事做七分就停手的人。
我有很認真反思過自己做了差不多20年記者的生涯，我不算太差，但也不是特別好。這個不是太差、不是特別好，足夠我在這個行業存活到現在，我可以很安心地告訴自己，我不需要用盡全力就可以做出還可以的東西，而且有些時候還算不錯，但是我從來都沒嘗試過去Try to be excellent，我從來沒有。以前我還可以很安心地告訴自己，只是因為我沒有盡力而已。但是既然這一次我不是因為別人、不是因為要滿足老闆的要求、不是因為我在打一份工，而是我自己選擇繼續去做這個事情，我想如果讓自己用盡全力會是什麼樣子？我可以做到什麼？我想試一試。
第三就是，每次當我覺得很累的時候總會有一些事情提醒我，你不能停下來，還有一些事情你應該要去做。譬如我之前做了一個訪問，已經是一、兩個月以前，但是因為事情沒完，所以還沒有播出來。我做了一個case，是一個即將要進監獄的人，他還沒有判刑，但是應該也不會無罪。他願意讓我去拍，他決定在進去之前跟他的女朋友求婚，過程我們拍下來已經剪好了，現在就是等他判刑而已。遇到這樣的一些人，他們一直在提醒我，其實我有責任把他們的事情告訴別人。既然他們想說，我沒有喊累的空間或者條件。
DW：你寫的原創人物故事蠻多是關於比如出獄之後的少年。人的故事是你更關注的嗎？
林彥邦：因為我覺得沒有感情的新聞不能說沒有意思，但是比較不能觸動你。還有，我就是一個自媒體、我就是一個獨立記者，不需要去兼容並報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我就是寫自己的感興趣還有喜歡的。如果它不能觸動到我，我憑什麼覺得它可以觸動到其他人呢？而且我覺得有另外一個很不平衡的狀況是——其中一個是坐過牢的人跟我分享這個狀況，我覺得他說的很有道理——群眾最關心運動的時候，那些人還沒有進去監獄裡面，但是到現在熱情退了，裡面的人越來越多。
你隨便去Google一下香港暴動，每一個星期都有20人左右因為相關案件進去，現在才是他們進去監獄的高峰期。最近這大半年吧，我想才是高峰期，因為法庭需要時間去處理那些程序，當然也有一些已經進去、甚至已經出來，但是還有很多在排隊。這個時候資源組織已經解散了，很多人不在香港了，願意去寫信、去探監的人越來越少，就剩下他們自己的親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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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關注基本上都不存在了，但是這個時候監獄裡面人才是最多的。可以的話 ，我想找一些案例出來讓人記得：嘿，其實他們現在才最慘，可不可以留一點點的關心給他們？所以我也很專注做這個事情。
DW：以前不管在哪一家其實都還是有同事，可是現在完全一人、一條龍地做新聞，會覺得有點孤獨嗎？
林彥邦：當然有啦，我在《立場》的時候已經是一個採訪主任了，有一批人去做其他事情。如果我有同事、有員工，我就會叫他自己找些東西寫，就不需要在這裡坐著、看著電腦，然後發現我今天什麼都沒有出。還有我要學的東西很多，譬如現在做那些圖都是我自己處理的，我是重新去學。以前我有設計師，需要做的就是告訴他你幫我搞，可能5分鐘之後就會有一個東西生出來給我了。我自己做，初時可能做個圖要一個小時，現在做了一年多已經比較快了，只是不算美觀，但是不算太醜而且也不太慢那就好了。然後拍照，你看我有相機在這，有些時候簡單的我會自己拍，但是我覺得困難的或重要的，我會找freelancer。
林彥邦：都是從訂閱來的。那僅僅足夠讓我自己沒有餓死，但是就只有這樣，所以每一次我要找freelance的時候都是一個很重大的開支。
DW：怎麼緩解壓力？你聽港樂嗎？有沒有什麼歌是你覺得很符合現在一個人做香港新聞的心情？
林彥邦：如果你問我這一年多，我有新認識了一些歌曲，碰巧都是My Little Airport。
他們有兩首歌，當然本來是沒有這個意思，但是很多年後，我也是最近這兩年人家介紹我才認識他們這兩首歌，我覺得反映了一些感受，其中一個是〈那陣時不知道〉。自從我曾經有一次把這個歌跟那些事情連在一起以後，每次我看到那些畫面，有時候都會想起那個歌詞，就是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原來那個時候是這麼美好的一件事，要你已經失去了以後才知道。
另外一個是，我曾經做過一個暴動案件的男生跟我分享的一首歌，名字好像是金鐘地鐵上的人（注：〈給金鐘地鐵站車廂內的人〉） 。
那是另外一種情緒，它在問一個問題：為什麼已經到了某一個位置的人，會忽然之間忘記了自己曾經都是被壓迫的那一群？我年紀比較大了，今年差不多40歲，但那個學生他才23歲，這個是他們那一代人很憤怒的一個責問：為什麼？為什麼你們不願意去多走一步？
DW：你覺得台灣的新聞環境有可能承接香港媒體人嗎？有什麼優劣勢？
林彥邦：台灣的朋友不覺得他們需要去捍衛什麼新聞自由，他們沒有這樣的想法，也不覺得有需要去讓新聞環境變得更好，因為對於你們來說就是百花齊放，非常自由，甚至太過自由的傳媒環境是自由擁有的一件事情。自由其實跟空氣很像，只有它不存在，你才知道原來它曾經存在過，還有它其實是這麼重要。在台灣基本上做什麼都可以的時候，人們不需要、也覺得不必要去保衛這個東西，或者說讓他變得好一點，或許業界裡面有人會有這樣的想法，但是普羅大眾不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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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忽然之間覺得新聞自由是一個重要的事情，或者說我們應該要去保護記者等等，這些都是在2019年之後才發生的事。但是他們那一種保護的方法、他們的想法是錯的，具體對於記者的功能、社會角色的理解都是錯的。他們覺得記者是運動的一部分，剛才我說過我討厭「中立」之類，但是有一些我還是覺得是對的，就是我不是一個運動的參與者，我是一個記錄者，這個永遠不變，但是我有沒有在我的報導或者記錄裡面去提倡一些我認為是對的價值？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不代表我是一個參與那場運動的人，這個真的不是，但是公眾就是這樣想。
台灣...該怎麼說？我不希望你們有一天要走到大家覺得保護新聞自由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那一天來到，應該出了很大的問題，應該是受到很大的威脅，人民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我希望那一天永遠都不要到。
DW：會來採訪或報導台灣的選舉嗎？這現在會是一個香港同業的掙扎嗎？
林彥邦：主流的應該有這樣的掙扎。他們的掙扎就是來不來，或者拿外電就好，因為他們不知道這樣子會不會讓人不開心，他們的考慮是這一個，雖然我不知道有什麼好讓人不開心的。還有就是，應該這一年那些以前會來觀選的政治團體都不會來。以前香港建制也會來，這次應該不可能了。
另外，香港那個所謂的區議會選舉就要舉行了，那個他媽的所謂選舉，你還好意思跑到台灣去看人家選舉嗎？我們香港有一句奇怪的網絡用語，就是從一首詞來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他們跑過來看選舉看什麼？所以不會來了。但是對於我們這一種記者來說，困難就是資源問題、錢的問題，還有就是我跑過來能不能做到什麼東西。我真的要考慮，如果我來，做的東西跟那些主要媒體差不多，那我跑過來幹什麼？我有一些想法，但是我不肯定能做到，就算能完成我腦海裡面覺得可以做的事，是否值得我就是花1萬塊？我說港幣不是台幣，就是4萬多、5萬台幣跑過來一趟？我有多少個4、5萬台幣可以花？
具體數字我就不說了，我現在的收入就靠訂閱。你知道香港「譚仔米線」嗎？我的收入就跟在「譚仔」做店員差不多，你說很差也不算，但是就跟香港的最低工資差不多。如果換成時薪去算，應該我是比最低工資來得低，因為工時很長。
林彥邦：從來沒有。這個是我的家憑什麼我要離開 ？我討厭投降的感覺，我不是說離開就是投降，對我自己來說，我現在離開香港的話就是投降，還有我想做的、我覺得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現在在做的這個事情，我不覺得我有任何辦法可以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繼續做這個事情。我知道有的同行離開香港以後嘗試去做，但是我真的覺得不行，對我來說我做不到，因為我感受不了那個溫度、你在一個地方生活它的那個節奏、那一種感受，就算你能聽說，也不代表你真的感受得到。
DW：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蠻多關心香港議題的讀者對於這些好像暫時看不到解方的政治話題會有麻木的心情。在一些國際媒體平台，篇幅也好、資源也好，關注有所下降，這對你已經帶來實質的影響了嗎？你怎麼觀察這個事情？
林彥邦：我覺得這是很正常，你不可能會預期香港永遠都是世界傳媒關注的中心，不可能。 其實他們曾經關注已經很好了，之後有烏克蘭、以色列跟加薩...很多很多事情。我們不是習近平，不是打一個嗝世界都會關注，從來都不是這樣一回事，而且我們越來越像中國的其中一個城市，為什麼世界要持續關注你呢？
林彥邦是香港資深記者，從業經驗近20年。2022年春天創辦獨立媒體ReNews，此前他是已經被迫停運的《立場新聞》採訪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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