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如夢，我雖然在耶魯度過了充實的求學生涯，其間的細節大都已隨時光化去。現在試著捕捉關於余老師幾件印象極深的事。有一次，我以助教的身分去上他的大學部講演課。當時老師剛從臺灣回來，課後他告訴我，他這次到臺灣，在去程的十七小時旅途中，一口氣讀完Hannah Arendt 的The Human Condition，空中小姐覺得很奇怪，哪有人坐那麼久的飛機不休息的？余老師應該是坐頭等艙，服務人員很清楚他的動靜。他以聊天的輕鬆口吻告訴我這件事，我聽了卻大吃一驚，The Human Condition 是一本三百多頁的思想巨著，余老師在一次飛行中就通讀此書，實在反映了他在求知思考上的超人動力。
另一件事發生於我在耶魯的第四年，可能是上學期。當時在成功大學任教的張永堂先生來耶魯歷史系擔任訪問學人，一天我和他以及余老師一起進午餐。老師的辦公室在研究生院大樓（Hall of Graduate Studies, 簡稱HGS）三樓，他通常在大樓外York Street 的一家餐廳吃簡餐，我們那次也在這個地方。席間不記得張先生問了什麼，余老師回應之間說了一句話，意思是「我每天都在想問題」。我聽到楞了一下，心裡想，這話是不是說得有些隨意，沒想到張先生立刻反問：「你是說每天都想問題嗎？」重點在「每天」二字。老師正色作答：「是每天，我沒有一天不想問題的。」這一句「夫子自道」讓我真正認識到，他的學術生命是什麼樣的狀態。余老師向來主張學思兼顧，但從對他的觀察，我感覺，要有真知灼見，「思」的相對重要性可能還是高一些。當然，這個「思」不能是個人鑽牛角尖，而必須帶有嚴肅的自我省視的習慣和能力。
再來談印象最深的一堂課。這是我在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後旁聽的課，課名叫「中國史學」（Chinese Historiography），是傳統中國史領域的研究生基礎課。這門課我一到耶魯就修了，不知為什麼後來又去旁聽。這門課通常上的人不多，但我旁聽的那一次卻有不少人修，可能大多是歷史系之外來的。課上唸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同學們各自選擇條目，上課時大家一起閱讀、討論。余老師事前大概沒準備，學生拿出什麼條目他就臨時看。有一次，他跟著大家讀，碰到窒礙難通處，他發現是趙翼錯了，誤解了自己所引的材料，老師並由此得出正確的答案。這是很不容易的事。《廿二史劄記》是一部學術研究集，我們閱讀這樣的著作，通常跟隨作者的理路走，余老師卻一面閱讀，一面照顧到趙翼所引文字的自身義涵，很快發現問題，立刻予以解決。這個「現場考證」的展示帶給我很深的啟示。最主要的啟示是，人文學者做研究最終要依靠自己的心和頭腦，應該隨時處在嚴謹、具有批判性的狀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