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進大學時，余老師正在擔任香港中大新亞書院校長，我因為特殊的個人機緣，從小有閱讀香港報章、雜誌的習慣（但進口管制甚嚴，能看到的很有限），因此偶爾就在臺大圖書館翻覽新亞書院的院刊《新亞生活》，了解了余老師的一些動態。事有湊巧，二○○九年四月，我到中文大學歷史系履行我擔任該系外部監察員（external examiner）的職務，歷史系安排我住進一間校內的招待所，剛好就是余老師擔任新亞校長時的寓所，我特別告訴了老師和師母這件事。這間房子現在已拆除，原地成為伍宜孫書院的一部分。
我到耶魯之前只看過余老師一次。那是一九七六年八月八日，他暑假來臺，當天在臺北重慶南路二段現在中華文化總會的大樓舉行演講，主題是清代學術，我前往聆聽。到場的人很多，我的座位在相當後面，遠遠地看余老師，感覺面目有些模糊。演講的主持人是屈萬里先生，余老師演講結束後，他給了幾句結語，主要的意思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雖然出國前沒有機會和余老師見面，他從臺大的一些師長、學長間對我有所聽聞。我在金門服兵役時，他託人帶話，表示我如果考慮留學，可以申請耶魯。這是我成為他的學生的緣由。
二
我是從一九八一年秋天到一九八七年春天在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從學於余英時老師的。一九八七年秋天，余老師轉任普林斯頓大學教職，當時我的博士論文大約完成百分之六十。余老師離開耶魯後，我一面受聘教授他負責的課程，一面繼續寫作論文。我的論文在一九八七年底完成，授課則至一九八八年春天。我一共從學於老師六年半，其間在耶魯大學相處六年。
耶魯大學在康乃狄克州的新港（New Haven, Connecticut）。新港是個小型城市，位於紐約市地方交通網的北方頂點，搭火車到紐約大約一百分鐘。由新港往北，距離余師原先任教的哈佛大學車程約三小時，回頭往南，越過紐約，離普林斯頓大學也是差不多的車程，耶魯剛好在哈佛、普林斯頓兩校間的中點。就工作地點而言，余老師是一路往暖和的地方移動。耶魯雖然是名校，跟哈佛、普林斯頓相比，位置比較孤立，哈佛在波士頓郊外，普林斯頓接近紐約，來往的人都相當多。耶魯的孤立造成小型學術社群的氣氛，在其間，師生、同學關係易於密切，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和余老師共處，受到無窮的益處。
回想起來，我跟老師接觸最密的時段大概是在耶魯的第三、四年。我到耶魯的前兩年，忙於適應環境，鍛鍊語文，花很多力氣在歐洲史的課業上，跟余老師在課外的接觸不算特別多。從第三年下學期開始，一方面由於準備博士候選人資格考，一方面因為自己求知的需求，幾乎每星期都跟老師見面一、兩個小時，談話的內容絕大部分在學術方面，這樣的日子可能持續將近兩年。不少人知道，余老師慣於在晚上進行研究寫作，直至深夜凌晨，他在耶魯期間，除了有排在上午的大學部講演課（每隔一學期一門），通常在中午前到校，下午上討論課，處理事務，會見學者、學生。我跟他應該多是在正規的會客時間（office hours）之外見面，這樣才能久談。我自己教書以後，才了解這種情況是很特殊的，我很感謝他的慷慨，也覺得自己很幸運，在一九八○年代前半，耶魯中國研究領域的研究生不多，才使我有可能佔用老師那麼多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