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余老師的談話中，政治有時也是話題。老師常說他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但他對重大的政治問題是很關心的，也很有洞見。老師從來沒在臺灣住過，我談的一些事，表達的一些看法，或許對他有過幫助。老師也會談民國政治，談中共，我也受益。老師有極深的民族情感，我親眼見過這種情緒的表達，但他對政治實態有很清明的觀察，也有他的價值取向，因此能夠穿透表象和宣傳，不為民族主義所輕惑。這也是他幾十年來基本立場一直堅定不移的原因，即使一九七○年代前期保釣運動風起雲湧，牽動了多少在美國的華人學者、學生，余老師仍然沒有因之搖擺。
除了單獨會面，最主要和余老師接觸的機會是上課。在老師的學生當中，我最特別的經歷就是長期擔任他的助教。在老師工作過的學校，不算密西根大學的話，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之中以耶魯最為重視大學部教育，起碼在一九八○年代是如此。它有完整的助教制度，所有大學部的基礎課，不管修課人數多少，都配有助教，專門的課有時也有。我到耶魯的第二年就擔任老師的助教。其實，以我當時的英文能力以及對美國了解的程度，都不足以當此任，但余老師原來的助教Kandice Hauf 學長因故無法續任，我只好硬著頭皮頂上。老師找我任此職時，我也看得出他的為難，這件事後來勉力撐過，也奠下我爾後長任助教的基礎。我一共擔任過余老師三或四次的助教，記得除了一次是「中國思想史」（Chinese Though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其他都是傳統中國史的導論課（The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透過一再聆聽老師的講演課，我得知他對中國歷史有著通貫的了解，這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往後我自己做研究，無論課題有多專門，很自然就會考慮起這些課題或所牽涉現象的各種歷史意義。
跟余老師接觸，還有一個令我深為懷念的時機，這就是到老師家聚會談天。我在耶魯就學期間，年節時分，余老師和師母陳淑平女士往往邀請學生和同事到他們家過節，有時大群人，有時小群，年節則包括感恩節、耶誕節和中國農曆新年，都在冬日，老師的兩位女兒也常加入聚會。其他時候我也有些機會到老師家，例如我在耶魯前兩年時，當在哈佛的黃進興學長前來找老師，我跟在耶魯的康樂學兄也會一同前往。余老師住在距離新港約二、三十分鐘車程的橘鄉（Orange），聚會多在晚上，從新港到橘鄉之間有路燈的地方很少，往往漆黑一片，我開著車，感覺車燈就像神奇的挖路機，從寒林之中開出一條通往余府的路。我印象最深的是跟婉窈以及康樂、黃進興一同前往，談話一定到深夜，然後盡興而歸。談話的內容無所不包，但往往有嚴肅的課題，我也在談聽之中得以成長。譬如有一次觸及「文化」或「中國文化」的問題，老師立刻強調，文化是為生活而存在，而服務的，不能顛倒過來，讓生活屈就文化。即使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還是個值得人們省思的洞見。如今，康樂兄已經長往，除了有不勝今昔之感，我也覺得，學術文化和人間其他種種一樣，都是集體的事業，同世代中有人早走，後死者就多做一些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