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的創作除文體上的這一特徵外，其內容可分為兩類：一是以批判封建主義、官僚主義為基礎，熱情呼喚“法治”，如《洪荒啟示錄》、《自由備忘錄》等；二是“在大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下，站在哲學、歷史的高度觀照和思考當代現實生活，廣泛佔有和綜合材料，作出深刻的社會研究。”如《陰陽大裂變》、《神聖憂思錄》、《最後的古都》和《活獄》等。
在1986年以後，以蘇曉康為代表，很快形成了一個問題報告文學作家群體，其骨幹有趙瑜、賈魯生、麥天樞、胡平和徐剛等。
與劉賓雁《人妖之間》選擇單個人物／事件典型的「事實演繹」進行社會現實批判不同，這一時期的問題性報告文學，其典型選擇往往是更具普遍意義的行業性、領域性、社會性問題等。這類「問題事實」搭建文本架構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將歷史文獻、學術思辨和政論結合在一起，既有對歷史的重新評價，也有對現實政治的反思。與1970 年代末期知識份子題材報告文學作者多為專業作家不同，這些「記者型報告文學」在文體氣質上大多是「硬碰硬」的重大題材（盧躍剛，2000）。
在這一群體中蘇曉康被認為與劉賓雁在精神氣質上具有某種傳承性（謝泳，1988），但在對屬性事實的編織和意義昇華的維度方面，兩人卻大相徑庭，「劉賓雁喜歡將自己的思考與激憤集中溶注於一個具體的典型事件或人物身上，而蘇曉康則善於通過對非典型事件的集中處理來達到與劉賓雁同樣的目的」（謝泳，1988）。蘇的文本寫作方式一度被稱做「蘇曉康體」，即「全景式」、「集合式」、「立體式」的「宏觀綜合與學術性」（章羅生，2005），以及「站在哲學、歷史的高度觀照和思考當代現實生活，廣泛佔有和綜合材料，作出深刻的社會研究」（安哲，1988）。蘇對屬性事實的意義昇華被認為既包含「政治學的思考」，也有「人道主義和科學主義精神」，「接近于現代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感和批判精神」（謝泳，1988）。
與〈人妖之間〉按照時間順序展開的文本結構不同，蘇曉康的〈洪荒啟示錄〉用「主題＋個案」的結構方式，全篇為「豐年的災訊」、「天災與人禍」、「州官與蔡民」三個主題展開。作者用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兩個視角，結合當地歷史，上下千年，縱橫萬里，將河南駐馬店地區水患帶來的饑饉貧困及背後一系列問題的現狀描摹，與他的採訪現場實錄及個人觀感交替呈現，對每一個小故事作者都直接進行意義提升，並在結尾處不無嘲諷地表示：
『我的初衷，原本實在是想去那洪荒之中尋覓解民於倒懸的感人事蹟。可讓我撿到的，盡是些令人痛心的事情，堆在一起，真叫我難以下筆。如實寫出來，同大多數地方那溫飽有餘、小康在即的景象相悖，頗不合時宜，很怕被抓了只看支流、大唱反調、「抹黑」「歪曲」一類的小辮子。然而，夜深人靜之際，枯坐燈下，眼前就會浮現出朱灣村姑娘那悲戚的眼神、彌陀寺三青年的慟哭、溫家老母廢墟上的庵棚、邵家老爹絕望的呼救……於是，終於按耐不住，決定如實寫來，算是給我們這個正在擺脫貧困的時代，再唱一支貧困的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