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導彈在東海的登場，發生了劇烈影響台灣政局、股票和人心的恐嚇作用，這種手法，乃是近半個世紀冷戰中使用頻率最高的霸權政治伎倆，由於支撐這種恐嚇的是1945年廣島長崎出現的「世界末日般令人心驚膽顫的連續巨響」，和全城的屍橫遍地，美蘇、東西歐和中國大陸的人民，著著實實地被恐嚇了50年。這段恐嚇的歷史也真的改變了人類的文明。耐人尋味的是，中共導彈在這片海域登場的時效，正好與這片海域的廣島災難五50周年吻合，而美國正借此反省「廣島災難」。再沒有比這種時間與空間的重疊，更引人深思的了。
1945年原子彈的使用，起初讓人們意識到的，只是世界軍事史上一個嶄新階段的開始，因為大國間使用原子武器發生了人類能否繼續生存下去的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再未被重複過一次的廣島長崎，逐漸變成一個倫理的慘例，高懸在人類良知的上空，形成一個對文明的淒厲詰問。人類答覆這個詰問的態度和智慧，至今還是非常低下的。2005年8月美國播出一部BBC紀實性電視片《廣島》，只是試圖忠實地再現1945年的那個荒謬決策所產生的種種背景和細節，以政治和軍事的合理性，虛掩了深層的倫理焦灼。
二戰後期的太平洋戰爭，美國遭遇了被他們解釋為「一個不知道投降的民族」的焦土抵抗，美軍對日軍的越島作戰傷亡慘重，甚至1945年3月9日蜂擁而至的美軍B-29對東京的「火攻」，造成18萬5千人傷亡，摧毀了26萬7千座建築物，依然無效，若攻入日本本土將更為慘烈。這是羅斯福放手讓史達林的機械化部隊橫越大興安嶺掃蕩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的主因，由此造下了韓戰和冷戰的後患。該片生動地刻畫了杜魯門和他的幕僚們，在決策過程中對尚未問世的「那個炸彈」的無知，連研製者的估計也是頂多殺傷20萬人。這個數字在已經死了上千萬人的二戰正酣時，似乎毫不足以勾起杜魯門的惻隱之心。早就由克勞塞維茲所揭示的一條軍事定則：手段和目的之間的相適應，已經夠美國決策者拍板了。杜魯門向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的動機是多重的：嚇阻日本的焦土抵抗，減少盟軍的傷亡，制止史達林對東亞的染指，甚至證明實施耗資巨大的原子彈工程的正確。當然影片也花了一半篇幅，再現日本從天皇到陸軍本部不肯投降的文化心理，為廣島長崎的災難找出了一個不該由美國承擔的責任。
只有當蘑菇雲升起以後，這一切才變成一種不可理喻也無法辯解的荒謬。然而，不要說政客們，就是多數從事原子彈和遠距離投射系統的科學家們，從廣島以後都清楚地知道他們的研究對人類摧毀能力的極端非正義非人道性，可是人類卻再也不能返回到這種恐怖武器發明以前的世界裡去，剩下的問題似乎只是如何聰明地使用這個惡魔，這就是半個多世紀人類的核崇拜和核競賽、核壟斷和核擴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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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林在廣島爆炸後的第2天，就派祕密員警頭子貝利亞負責原子彈的研製，1949年原子裝置爆炸成功，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從此兩強之間的核競爭，都以追求抹掉對方的能力為目標，由此出現被稱之為「互相確保摧毀」的狀態，從導彈潛艇、中程彈道導彈、氫彈、洲際導彈直至星球大戰，一切只是為了縮短所謂的「導彈差距」，儘管耗費了任何其他工程和項目無法比擬的智力和財力，而所能達到的也只能是邱吉爾所說的「相互的恐怖平衡」，但核武器仍因其威懾力而被視為保持大國地位的廉價手段。
拿廣島人作犧牲所驗證的這種威懾力，被普遍地使用於冷戰的世界，構成一種大大超出任何傳統政治、外交手段的方式：核阻嚇。這在1945年只是美國迫使日本投降的一系列軍事手段之一，以後便成為核大國說一不二的的殺手鐧，專門用來對付非核國。這就發生了核擴散。核阻嚇作為一種國際政治的超級模式，其效力常常不是作用於公眾而是首腦，它產生了對峙國首腦之間極為微妙的心理對話和較量，1945年那兩顆原子彈實際上是炸到天皇心裡去的；而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也是發生在甘迺迪與赫魯雪夫兩人內心的一場核大戰，這場較量啟動了核妥協。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和外交的學者，很少有人從這個角度注意過核時代的政治文化，對二戰後中國大陸政權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毛澤東的中國是一個被核阻嚇「擴散」出來的最不可測的核大國，這是一個由毀滅性恐怖滋養出來的政權，它在被恐嚇之中學會了一切恐嚇的祕訣。
毛澤東是一個奇怪的核武狂，而他畢生對「那個炸彈」的知識沒有超過廣島前的杜魯門。1957年11月他出席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大會時，獨自跳出來反對赫魯雪夫在核競賽上試圖對美國的緩和政策，赫魯雪夫很納悶，派米高揚去向毛解釋核大戰沒有贏家的道理，毛聽罷說道，原子彈是紙老虎，一戳就破，你們怕我不怕，中國有六億人，死一半還有3億，看誰敢跟我打！米高揚嚇出了一頭冷汗。會議晚間，毛開口不離原子彈話題，向他的祕書們提出一串問題：你說三國時「白骨蔽平原，千里無雞鳴」死了多少人？關雲長的一把大刀是不是原子彈？核大戰還能超過那個時候？
這不只是一種愚昧，而是被恐嚇後的心理反常。1950年韓戰爆發，中國志願軍入朝後麥克阿瑟就曾對中共第一次使用核阻嚇。1958年在中共炮擊金門時，杜勒斯又對毛澤東使用了核阻嚇（此事竟惹惱了戴高樂，決心以核武力構築法國的獨立大國地位，1960年法國核試爆成功的那天早晨，他高呼「法國萬歲」）。巡弋在台灣海峽的第七艦隊載有大量核子武器，使中共50、60年代一直活在美國核阻嚇的惡夢之下。1958年毛有一次在南寧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夜裡發生空襲警報，說有台灣的飛機朝南寧方向飛來，而南寧沒有防空設施，連一個空軍基地都沒有，周恩來急調武漢的空軍過來。這廂所有人都下了防空洞，但警衛卻勸不動毛，此君硬是捧著一卷《楚辭》，秉燭通宵，第二天便當眾大發雷霆，說：「蔣介石現在還敢把飛機飛到我的頭上來，無非是仗著第7艦隊嘛，無非是欺負我們沒有鋼造航空母艦嘛」。這個細節，甚至是可以用來解釋毛利令智昏地發動全民（1億人）大煉鋼鐵運動，使大陸植被慘遭浩劫的最初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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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複雜又在於，毛澤東的「核亢奮」主要是被另一個核大國蘇聯激出來的。1956年蘇共就以「蘇聯的核保護傘」為理由拒絕了中共對核技術的渴望，赫魯雪夫還加了一句揶揄：「中國同志想搞原子彈，我怕是要連褲子都穿不上的」，中國元帥陳毅大怒：「當了褲子我們也要搞兩彈（導彈、原子彈）」，於是由另一個元帥聶榮臻掛帥，傾盡國中精粹和家當，以壓倒一切國計民生的優先，和所有民用廠家的無條件協作，調上百萬軍工奔赴南疆，在荒野大漠裡終於「孵」出「兩彈」。1964年中國引爆了第一顆原子彈，當蘑菇雲竄上漠北青天時，中國人有某種一洗1840年以來「靖康恥」的狂喜，大國心態便在那一瞬間從雄漢盛唐回到毛澤東和北京任何一條胡同的百姓心中，毛的「大救星神話」多少也是借助了那朵蘑菇雲，沒有它，兩年後爆發的「文革」狂熱和毛的隨心所欲都是不可思議的。所以研究中共是不能忽視這朵蘑菇雲的，其中微妙更在於，它同廣島那朵蘑菇雲所產生的對公眾的心理震撼，正好意味著南轅北轍的兩種價值取向。
70年代初中蘇發生邊界衝突時，蘇聯曾試圖對羅布泊的中國核設施搞一次「腫瘤摘除」，據說幸虧季辛吉密訪北京時向周恩來出示了美國截獲的情報，才協助中共躲過此劫，從此中共的所有核武器都對準蘇聯，長達19年之久，95年對東海的發射，可視為中共戰略目標的重大轉移。不過，20多年前蘇聯的未遂之舉，卻產生了核遊戲中不同於核阻嚇的另一新招：「外科手術」。這是借助電子引導的精確，避開對民眾的大規模殺傷而徑直對有限但高價值目標的致命打擊。試想當年若杜魯門擁有此術，難保他不會去「摘除」東京的天皇御所。50年後雷根總統便有了這樣的想像力，以「外科手術」之法收拾利比亞的格達費，導彈精確地從千里之外逸入這位恐怖主義梟雄的祕密行宮，雖因情報不準錯過了他，卻炸死其愛子，好歹也讓他低眉順眼了一陣子。從外去猜度雷根的心思，他好像對老式的核阻嚇已無興趣，以為這種不能謀面的「元首外交」不如乾脆一點，避開大眾兩人對決，如同金庸的武俠，發一飛鏢將你廢了。在後來的波斯灣戰爭中，美軍又多次以「外科手術」法摘除海珊的核反應堆，卻也有失手的時候，炸了巴格達的民居，在美國引起公眾的譴責。
在核大戰的邊緣玩這種遊戲，雖要求元首有極高的智慧，但仍不免要公眾分擔恐懼，這使得越現代化的國家，其實是越玩不起。文明有時鬥不過野蠻，也是核時代一條不幸的規則，久已黯然的好萊塢大導演柯波拉拍的《現代啟示錄》就是想從越戰引出這個「啟示」來。先進的軍事裝備和經濟優勢，並不經常和自動地轉化為軍事效能。美國比北越的優勢不言而喻，照一些鷹派分子的說法，它可以把越共「炸回到石器時代去」，但美國卻輸了。
這是因為，第1，美國不能對從未對它造成重大危脅的敵人使用原子彈，這是一種倫理在起作用；第2，一個由「開放性社會」進行的戰爭，是一場被公眾在媒體前面「欣賞」著和監督著的沒有軍事祕密的公開化的戰爭，這種公開化的另一面，是公眾的心理和情緒注定要被硝煙殺戮激出恐懼、厭惡和良知來的。越戰的這種效果對美國人來說，一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人的打擊，這使得美國在越戰中否定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英雄形象，甚至成為美國文明及其法制體系的一場危機。（鑒於這種教訓，美國對在1990年進行的波斯灣戰爭就實行了新聞管制，以致公眾從電視螢幕上看到的戰爭，宛如任天堂的電子遊戲，仗打贏了，美國人自越戰被挫傷的的自尊也跟著回來了。）第3，也是最基本的，就是克勞塞維茲所說的手段和目的之間的不相適應，北越人是被信仰（馬克思主義）、狂熱的民族情緒和專制維持的紀律所驅使的，胡志明宣布他的戰士甘願以10比1的比例同美國幹到底，美國社會沒有這種意志力，這是這場戰爭的基本矛盾。
工業文明給了人類阿拉丁神燈裡另一個恐怖的精靈（Genie），遠沒有迪士尼卡通《阿拉丁》裡的精靈那麼可愛，但他到誰手裡聽誰使喚的脾氣未改，只是到發達國家手裡的那個，被限制的反而要多，因為文明社會從經濟結構、政治制度到文化心理都會捆綁他，叫他絕對鬥不過巫師賈方手裡的那個凶惡的精靈。後冷戰時代的一大特色，是核武器落入一批區域霸主和宗教狂之手，核引爆點從西歐和中蘇邊界挪到以阿對峙的中東和印巴對峙的南亞，不確定性大為增高。對還在「核俱樂部」門檻外的大部分國家來說，他們只有被恐嚇的份兒。台灣海峽已經平靜了20年，難道會成為下一個新的核引爆點？
八九流亡後初到台灣，我就說過一種「文弱」的印象，惹得很多人不快。我說那種印象的參照系是大陸的野蠻。我們是被核恐嚇過的一代人，也是挖過防空洞的一代人。我們在一種「原子彈文化」中長大的，知道毛澤東的霸氣來自哪裡。八億人都是他手裡的籌碼，所有城市的地下都被他一聲令下挖空，西南的大山裡鑿了無數的巨型廠房。今天，誰有證據說，毛的核性格不會遺傳給他的第3代傳人呢？我只是覺得，冷戰雖逝，冷戰所孕育的核性格會活下來。溫柔富貴鄉裡的人們，多少也要瞭解一點這種核性格核文化，才不致恐嚇一來就亂了陣腳。同時，戒嚴體制不復存在，政治家在一個開放社會裡能玩的牌不多，能冒的風險很有限，民意也是變幻莫測、趨利避害的，這是民主的代價。我想最要緊的是，別忘了對岸不只是市場和山河，那裡曾升起過一朵蘑菇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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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中國80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授權轉載。本文為作者新著《海慟》（印刻），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