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複雜又在於，毛澤東的「核亢奮」主要是被另一個核大國蘇聯激出來的。1956年蘇共就以「蘇聯的核保護傘」為理由拒絕了中共對核技術的渴望，赫魯雪夫還加了一句揶揄：「中國同志想搞原子彈，我怕是要連褲子都穿不上的」，中國元帥陳毅大怒：「當了褲子我們也要搞兩彈（導彈、原子彈）」，於是由另一個元帥聶榮臻掛帥，傾盡國中精粹和家當，以壓倒一切國計民生的優先，和所有民用廠家的無條件協作，調上百萬軍工奔赴南疆，在荒野大漠裡終於「孵」出「兩彈」。1964年中國引爆了第一顆原子彈，當蘑菇雲竄上漠北青天時，中國人有某種一洗1840年以來「靖康恥」的狂喜，大國心態便在那一瞬間從雄漢盛唐回到毛澤東和北京任何一條胡同的百姓心中，毛的「大救星神話」多少也是借助了那朵蘑菇雲，沒有它，兩年後爆發的「文革」狂熱和毛的隨心所欲都是不可思議的。所以研究中共是不能忽視這朵蘑菇雲的，其中微妙更在於，它同廣島那朵蘑菇雲所產生的對公眾的心理震撼，正好意味著南轅北轍的兩種價值取向。
70年代初中蘇發生邊界衝突時，蘇聯曾試圖對羅布泊的中國核設施搞一次「腫瘤摘除」，據說幸虧季辛吉密訪北京時向周恩來出示了美國截獲的情報，才協助中共躲過此劫，從此中共的所有核武器都對準蘇聯，長達19年之久，95年對東海的發射，可視為中共戰略目標的重大轉移。不過，20多年前蘇聯的未遂之舉，卻產生了核遊戲中不同於核阻嚇的另一新招：「外科手術」。這是借助電子引導的精確，避開對民眾的大規模殺傷而徑直對有限但高價值目標的致命打擊。試想當年若杜魯門擁有此術，難保他不會去「摘除」東京的天皇御所。50年後雷根總統便有了這樣的想像力，以「外科手術」之法收拾利比亞的格達費，導彈精確地從千里之外逸入這位恐怖主義梟雄的祕密行宮，雖因情報不準錯過了他，卻炸死其愛子，好歹也讓他低眉順眼了一陣子。從外去猜度雷根的心思，他好像對老式的核阻嚇已無興趣，以為這種不能謀面的「元首外交」不如乾脆一點，避開大眾兩人對決，如同金庸的武俠，發一飛鏢將你廢了。在後來的波斯灣戰爭中，美軍又多次以「外科手術」法摘除海珊的核反應堆，卻也有失手的時候，炸了巴格達的民居，在美國引起公眾的譴責。
在核大戰的邊緣玩這種遊戲，雖要求元首有極高的智慧，但仍不免要公眾分擔恐懼，這使得越現代化的國家，其實是越玩不起。文明有時鬥不過野蠻，也是核時代一條不幸的規則，久已黯然的好萊塢大導演柯波拉拍的《現代啟示錄》就是想從越戰引出這個「啟示」來。先進的軍事裝備和經濟優勢，並不經常和自動地轉化為軍事效能。美國比北越的優勢不言而喻，照一些鷹派分子的說法，它可以把越共「炸回到石器時代去」，但美國卻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