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台劇《人選之人》這句台詞，引發台灣網路上一連串有關性騷擾與性侵的指控陳述。MeToo運動一時之間在台灣風起雲湧，不過社會的集體義憤卻讓專家憂心，宛如公審的氛圍並無助於對話。DW訪問專家，深入探討創傷的療癒與究責。
5月31日，一封「為時已晚，但也該被好好接住的求救信」，觸動許多受壓迫的台灣女性與性少數群體，點燃台灣MeToo的火苗。
發文者自述曾是民進黨黨工，遭到合作的導演性騷擾，向主管求助卻被冷漠以對。從這封信開始，MeToo宛如星火燎原，性騷、性侵等性暴力的受害者陸續在社群網站上現身，從政治圈擴散到社運、媒體、學術、外交等各領域。
據台灣行政院依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的性別不平等指數（GII）公式計算，2021年台灣的性別平等在亞洲名列第一。然而，雖然台灣的性別平權在亞洲相對進步，這波MeToo爆發卻比韓國、中國還遲了5年左右。
台灣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所長伍維婷接受DW採訪時說，相較於中國等性別法制不足的國家，台灣是「幸運」的，針對不同場合的性騷擾設立了《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等「性平三法」，規範較為完備。
但有法律並不夠，婦女團體指出，現行性平機制仍不足以「接住」性暴力的受害者，還有更多人選擇隱忍。伍維婷說，很多人事過境遷多年才說出口，從這點看來，就更能體會「創傷有多麼的深……讓這些受害人不管經過了幾年，經過了十幾年，甚至更久的時間，那個創傷其實都沒有離開過」。
台灣MeToo事件接連爆
5月下旬，民進黨宣布「禮讓」前國民黨青年團執行長李正皓，讓他在該黨的艱困選區參選，但李正皓曾因偷拍前女友的私密影像、威脅要外流而捲入官司，民進黨與此人合作，遭年輕世代批評違背進步價值。事發後，李正皓主動宣布退選，但針對偷拍的指控，他稱「捍衛自己清白的決心不會改變」。
有觀察認為，民進黨與李正皓合作一事，加上台劇《人選之人》引發對職場性騷擾的關注，刺激了台灣MeToo爆發。隨後，具社會影響力的各界人物，紛紛在網路上說出自己遭遇性騷擾或性侵害的MeToo故事，帶動更多人願意說出口，以下為台灣網路上引起熱烈討論的幾個案例：
《人選之人》編劇簡莉穎指控，中國流亡詩人貝嶺曾在她大學時騷擾她，其「套路」是先以譯作吸引文藝女青年，再約人到住處。貝嶺接受台媒訪問時，將他與簡莉穎的書信往來，形容為異性彼此吸引的「情書」；對此，簡莉穎回應：「釋出善意和崇拜，並不是性的邀約，他錯誤把別人的善意當作感情。」
國民黨議員鍾沛君公開自己遭名嘴朱學恆強吻的經歷，且對方還毀棄道歉切結書的承諾；對此，朱學恆直播時自稱當時「喝到斷片」才有此行為。12日，他在臉書上向鍾沛君道歉，稱已赴台北地檢署主動「告發」本案，但鍾沛君反批其告發狀用字謹慎、避重就輕，「毫無悔改之意」。
各個領域陸續有以女性為主的人站出來，對於過往曾遭受的性暴力接力發聲，台灣MeToo揭開序幕後，持續風起雲湧。
為什麼說出來？
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彭仁郁接受DW採訪時，以《人選之人》劇名的小標「造浪者」形容這一波MeToo浪潮。一如幕僚是政治人物背後的推手，每一個說出來的性暴力受害經驗也是在「造浪」：當社會能量到達一定程度，越多人說出來的時候，每一個人要付出的能量就相對少。
彭仁郁也在臉書上寫下自己從5歲開始的多次創傷經驗，侵犯或騷擾她的有父母的熟人，還有老師、水電工和陌生人。她拋出疑問：「一個女孩或男孩的成長、學習、職涯過程中，究竟要遇上多少次性侵害，才能夠長成足夠強大到有辦法捍衛自己的人？」
她告訴DW，自己雖從未刻意隱藏這些經驗，但她盼望在網路上的公開，可以影響到仍然「隱形」的受害者甚至加害者，促使社會大眾反思，「在什麼樣的社會情境當中，什麼樣的社會文化框架底下，會讓這樣子的行為一直處於某種模糊地帶，沒有辦法被思考清楚」。
越來越多受害經驗被說出來，討論也越來越複雜細緻。網路上大量的MeToo敘事中，許多受害者都曾經景仰、信任加害者，也深愛自己所處的社群或團體；選擇說出自己被騷擾，卻反而被批評破壞「大局」。
第一封「求救信」之後，另一位前民進黨黨工發文寫道：「我知道此時此刻，民進黨承受不起再有第二個受害者出現，任何的受害事件，都會被上升為政治炒作，進而攻擊這個我深愛、且投入一切熱情服務的黨。但是，對不起，我真的撐不住了。」她寫道：「要說出真相，我當然很害怕，但如果不說出來，導致還有下一位女生受害，我會更無法原諒自己。」
不願再看到有人受害的想法，是許多MeToo故事的共通點。彭仁郁告訴DW：「絕大部分的受害者都沒有要加害者社會性死亡，比較多的人講出來都是希望不要再有下一個受害者。」
她進一步表示，有時候受害者沒有「喊打喊殺」，反而是旁人義憤填膺，好像「就是要加害者死」。但社會大眾不該以為自己能輕易站上「正義」的位置，卻不反省自己是否也曾傷害他人，或對壓迫噤聲。外界過度的聲討，反而可能讓受害者更加無法發聲，甚至遭保守勢力反撲。
「我期待這場運動推進的方向，是設法建立讓做錯事的人，承擔與他過錯或罪行嚴重程度相符的責任的制度，」彭仁郁在臉書上這麼寫道。
性暴力指控的追究難題
「我一直說不要，住手，拜託，請你停止……我也記得他雙臂擒抱住自己身體，力氣很大，我動不了，可能有試圖拍兩下要對方放開吧，但這之後，我喃喃自語幾次不要，就停止了。」
事後，她向李波尋求道歉不得，決定採取司法途徑。然而，她告知朋友說自己「沒事」的文字訊息，卻成為法庭證據，認定她「事後之反應，與一般遭到性侵害者之反應迥然有別」，最後訴訟遭到駁回。
李波主張，台灣的法院判決已認定「指控不成立」，並稱控訴女子曾向他要求250萬元台幣，暗指她是為了錢而提出指控；對此，這名女性否認，稱對方「說謊」。上述雙方指控，DW未能證實。
在法庭上，性侵指控案件的證據門檻高，且兩造證詞常變成各說各話，因此相當難以定罪。台灣法務部2020年的數據顯示，性侵案最後定罪的比例僅約15%。台灣科技法學會受法務部委託、於2017年發表的報告指出，性侵案無罪的最大主因在於「被害人、證人之證述前後或相互是否有不一致或矛盾」。
根據該報告，在司法程序中，「被害人一路上從警詢、檢察官偵訊、到法院審理，被迫不斷重述受害之經過」，且細節「不斷地被挑戰」，不但對其造成再度傷害，也更有可能出現證詞前後矛盾。
此外，事發時是否積極反抗、事後是否繼續與被告往來，也是法院判定被告無罪的主要因素。但專家指出，暴力的受害者承受了創傷，創傷後的反應跟一般理性邏輯的行為模式未必相同，未必會符合外界想像。
從事暴力防治的「台灣防暴聯盟」秘書長廖書雯接受DW電話採訪時表示，如果不了解這點，「會發現他（受害者）所有的反應都跟你想像中、你認為該怎麼樣的反應，他都不符合」，甚至反而誤解受害者的矛盾是在「說謊」。
中研院民族所學者彭仁郁認為，司法是代替社會去追究加害者的責任，但有時法官或檢察官會「搞不清楚自己的角色」，把受害者當成加害者一樣審訊。「無罪推定」是保障被告人權、避免冤案的重要原則，有其存在必要，且必須極其慎重，但在性暴力案件中，很多受害者感受到的是：「加害者的無罪推定，其實就等於受害者的有罪推定。」
彭仁郁說，兩邊都要公平的時候，就像是兩邊都在審判：一邊在審判被告有沒有性侵別人，一邊也在緊盯原告有沒有做偽證。然而，「維持調查公正」跟「避免受害者二度傷害」，兩者不該是互斥的。
相較性侵，程度較輕微的性騷擾案件，究責也並不容易。根據台灣勞動部2017年至2021年的調查，受職場性騷擾者約有7成選擇不申訴，因為擔心被指指點點、害怕工作不保，而變成「沉默的黑數」。此外，由於互動當下不一定能立即錄影、錄音，騷擾案件因而難以蒐證，許多人傾向「不自找麻煩」而不申訴，也讓許多騷擾事件因此未能被究責。
社會療癒的可能：MeToo之後，接下來呢？
婦女團體指出，台灣的性平申訴機制常流於形式，相關法律也有漏洞，因此呼籲應盡速修法。
對受害者而言，也許司法途徑無法獲得正義，但「奪回對受害經驗的詮釋權」仍然很重要。中研院學者彭仁郁說：「講白了就是有人願意相信我，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真的。」而說出來之後，每個受害者期望得到的結果並不相同，甚至有些人也未必清楚「什麼是自己渴求的正義」，這時候需要的是梳理經驗，療癒自己的心理空間。
台灣防暴聯盟秘書長廖書雯表示，要究責加害者，首先應「打破過去所有不讓受害者說的」因素，建立一個讓受害者「被聆聽、相信與支持」的環境。調查蒐證的過程也應強化；並不是每一件案例都必然陷入「羅生門」，因為性暴力常有多人受害，這時就不只一個人的證詞對上另一個人，而是「他跟他們」的對抗。
廖書雯說，很多時候受害者需要的其實是加害者的道歉，但不是為了逃避刑責的表面功夫，而是真心認錯、真正認知到自己的行為對受害者帶來多大的傷害；然而，這在台灣社會卻比想像中更難以實現，因為現在的社會氛圍與教育，還未能讓性別暴力加害者認知到自己在做一件「很傷害別人的事」。
觀察台灣這波MeToo浪潮，被指控者往往會強調自己沒有騷擾的動機，把問題歸咎於「意圖」與「主觀感受」的落差。
「當加害人說我沒有那樣的意圖的時候，他就是對法律的無知，或者是在卸責。」世新大學性別學者伍維婷說：「人跟人互動的時候，我們不可能不去感受到對方覺得不舒服，或者對方在躲你，或者對方在害怕……看到對方這樣的反應之後，還要一直去push，還要一直去進行性騷擾的行為或言語的話，那個非常明顯就是一個犯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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