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知阿肥從小浸淫在媽媽小姐左翼人文主義情操裡，青年阿肥秉持人文情懷涉入各種文藝實踐，在最青春無敵的生命輝煌階段，卻因執政者恐懼的意識形態，對文化採取政治壓迫，大一就被台大退學淪為政治犯（阿肥提過罪證是媽媽遺留他的《魯迅全集》）；看似無端倒霉的牢獄之災，命運坎坷其重無比。
然而，輕與重，本是一體兩面；我們的價值選取與面對生命境遇的態度，才決定一件事到底是重如泰山或輕如鴻毛。
重新爬梳記憶，阿肥把曲折多舛的生命經驗，用非虛構的真人與實際發生過的事，坦誠而豁達地轉化為章回故事（儘管人都有記憶偏誤與主觀價值的選取詮釋），如同歷史小說那般，也像是武俠小說裡的「老頑童」那樣，笑看人生與自己生命。生命之重就在阿肥「自我療癒」的書寫中，頓時躍為紙上文字，無聲無形，無比的輕盈！
因此，《台北之春》裡的輕與重，完全不是昆德拉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連結政治和情慾那樣「像極了愛情」；但這套人文誌裡的阿肥，卻像極了薛西弗斯。回想我認識的阿肥、讀著他寫的《台北之春》，總讓我想起卡繆以「荒誕哲學」重新詮釋了《薛西弗斯的神話》：
「他知道自己是生命的主人。人回到自己生命的這個微妙時刻，薛西弗斯返回他的巨石，凝視這一連串莫名其妙不相關的行動成為他的命運，這命運是由他創造出來的，在他的記憶中串聯起來，也將隨著他的死亡而封緘。」
「我就把薛西弗斯留在山腳下吧！……他認為一切都很好。他覺得這再也無主宰的世界，自此再也不貧瘠，再也不會無意義。這塊巨石的每顆細沙粒，夜色中這座山每一塊岩石的光芒，都是一沙一世界。通向山頂的奮鬥本身，就足以充實人心。我們應當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世人在論及薛西弗斯神話，多把故事當成悲劇英雄的悲慘命運；卡繆卻有優微精闢的洞察見解，看見這是薛西弗斯參與選擇的荒誕命運。因此，薛西弗是快樂的。反觀阿肥的生命選擇，不也真是「像極了薛西弗斯」嗎？！
山海文化 美麗媽媽
輕憶，阿肥《台北之春》讓我們更注意小寫cultures的重要，像梭羅《種子的信仰》那樣：「雖然我不相信沒有種子的地方會有植物冒出來，但是，我對種子懷有大信心。若能讓我相信你有一粒種子，我就期待奇蹟的展現。」
必須相信根植於土地的原住民文化與部落韌性，如同內建的「文化基因」晶片，文化以「創造性地適應機制」回應外在環境的演化，而保有內在的動能。以此回顧，更能懂得阿肥「好好活著」的青春生命，既如浪淘沙裡沈重的輕憶，也像石板屋的呼吸，消融在大自然裡，化為清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