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石輕重 流水清風
德不孤，必有鄰；前已有古人，後必有來者。儘管我難以評價阿肥這套介於歷史與小說之間的生命敘事人文誌，仍盼借用一些文學想像，作為閱讀阿肥敘說生命史的文化回應。
阿肥這套人文誌對一甲子後的今日，應可提供讀者人反思自身所處當代的歷史精神。如同克羅齊所說的：「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而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1984》裡論及：「誰能控制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能控制現在，就控制了過去。」阿肥這書呼應了歐威爾式的預言，即：「在未來社會中，政府將更監控人們的一言一行，以期達到思想控制的目的。」（過去與現在亦同）
輕憶阿肥《台北之春》第二卷的生命故事，連結與阿肥親役了一九九〇年代迄今的原住民文化再生運動；不同年代一個個的生命故事，當下的重轉化為文字的輕，但這些小歷史的故事彷彿仍在當代現實生活中，存在某些時代精神，但以不同形式的歷史事件樣態呈現。
歷史、文學與真實，本來就是複雜的觀念與意識交織而成。諸多「歷史的文學（或文學的歷史）」，成被轉介為馬克吐溫的話：「用來書寫歷史的墨水本來就是一種帶有偏見的流體。」而馬克吐溫與鄰居Charles Dudley Warner）合著小說《鍍金年代》則提及：「歷史從不重演，但『現在』這猶如萬花筒的組合，似乎總是由支離破碎的古老傳說建構而成。」
或許，「歷史，除了年代、地名與人名是真的，其他可能多是假的；小說，除了年代、地名與人名是假的，其他卻可能多是真的。」儘管阿肥不太喜歡米蘭·昆德拉，但我讀阿肥「類歷史小說」的《台北之春》章回人文誌，總想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本小說。
該書以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為時代背景，透過愛欲與政治交織的故事，反覆思辨「靈與肉」、「輕與重」的深層課題：「於是，最沈重的負擔同時也是最激越的生命實現的形象。負擔越沈重，我們的生命就越貼近地面，生命就越寫實也越真實。」「那麼，我們該選擇哪一個呢？重，還是輕？……」
相形之下，阿肥的輕與重，乃真實的生命經歷，和虛構想像的小說不同。少年阿肥從小參與媽媽小姐的文藝沙龍，青年阿肥在前衛音樂、民歌採集運動、美術圈、學術圈等遊蕩，涉獵跨領域的學習與文化踐行，終至擔任「王仁璐女士舞蹈發表會」（1968年6月5日）舞台管理，以此一現代舞收獲祭作為台灣最先、也是「台北之春」最後的吶喊。
然而，隔天（6月6日），「山上幫」無法上山拍攝「紅葉」電影，春吶戛然斷片；因為，阿肥被捕以「叛亂罪」起訴判刑。因此，阿肥《台北之春》的「輕憶」，背承載著一九五四到一九六八年阿肥生命經驗的家族史、藝文史和文化史；看似輕挑不羈的浪漫生命，其實跟他肥胖的身軀一樣，很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