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那是解嚴後臺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也是原住民面對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壓迫，走向街頭進行生存抗爭，訴求「正名、土地、自治」權利的原住民運動年代；早在一九八四年左右，阿肥便跟王志明、范巽綠等，參與推動「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的成立，與胡德夫、莫那能等成為戰友。但政治抗爭若沒有文化根基的力量，總有限制。
今日，原運三大訴求只「正名」運動（姓名／族名／地名）獲得小小戰果，涉及現實利益的「還我土地」與「自治」仍遙遙無期。所幸，原住民文化始終未曾死去；諸多部落仍有各種創造性的文化行動，連結土地、生態與家園政治，成為守護部落的韌性力量。這些族人戮力守著土地、守護山海文化，努力傳承「土地精神」給下一代，在「原初豐裕社會」裡有尊嚴地呼吸。
而當年跟阿肥在舊好茶辦理的田野研習營，則是與政治抗爭不同的原住民文化再生運動。有時，我們看見枯枝落葉表象，以為它死了，卻不知根與芽都埋在土壤裡，隱匿著生長激素，直道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生命韌性；也如同「石板屋的呼吸」那般，照映動態的、透氣的、活生生的有機生命。
有別於悲憤的、控訴的社會抗議，這些看似無聲的、寂靜的、回歸原住民舊部落尋根的文化田野，與各種文化創新的在地實踐，都是原住民面對當代社會的文化覺醒；這些扎根土地文化的原住民，或許不曾走上街頭抗議，卻用自身的生命與身體經驗，不斷向耆老、向土地、向當代社會學習，重新繪製自我與文化共同體的生命地圖。
孤獨山路 原鄉心靈
確實，根植土地文化的深刻反省，有助於生命志業的抉擇與轉化；有時，得在三〇年後才看到些微改變。阿肥在努力平反學術迫害、二〇〇五年重返中研院任職後，持續關注弱勢正義與社會運動，甚至把原住民政治抗爭與文化再生運動，視為理解一切社會運動根基的切片。
話說一九五〇年代起的「山地三大運動」政策，其中「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部落耆老簡稱「新生活運動」），在一九六〇年代的部落如火如荼施行，國家力量強行移風易俗，是文化災難；就排灣族與魯凱族而言，當年部落裡許多石雕與木雕，被當成迷信與偶像崇拜，不是拆卸下來燒了、當成過山溝的橋板，就是被博物館或私人收藏家廉價買去。
人的世界，終究不是神的國度；阿肥說當年自己心中找不到出路，真是「狼狽地逃下山」的！阿肥跟我提過他「當年面對山地現代化氛圍下的文化滅絕現象，完全無力改變，以致對宗教或社會救贖感到迷惘；即使知道自己可以把聖經講述得很好，但映照現實，卻發現講完之後連自己都不相信了！」年少輕狂的阿肥，自然無從抵擋這股文化壓迫的國族主義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