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之春》的出版適時，具有重思歷史記憶、左翼運動與思想轉向的多種意義的探究。謹就卷三 「清議」篇（第十九到二十七章）的內容，展開跟作者的對話。
歷史宛如一個畫廊，在那裡原作很少，贗品很多
第十九章〈「臺北之春」前的凍土生態〉一文中，阿肥老師以極為細膩與準確的文學筆調描述當年白色恐怖「魑魅魍魎」的時代感，長達五十五年以「懲治叛亂條例（包含漢奸條例）」為名的法西斯行動，到底「獵巫」了何種人？作者如何介入歷史記憶的鬥爭？
歷史記憶是場鬥爭。從納粹集中營倖免罹難的記憶理論學者里科(Paul Ricoeur)，在其《記憶、歷史、遺忘》一書中提醒：
「常識是一個十分脆弱的意見世界。理性，一直被『它的歷史所質疑』篡改。所謂回憶就是在與遺忘做鬥爭，而在時間的長河裡，歷史宛如一個畫廊，在那裡原作很少，贗品很多」。
記憶被遺忘，歷史記憶也會被不同時期的權力操弄。回顧過往，神秘的「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解密，猶如潘朵拉盒子，讓不同黨派、相關執行機構、學術單位、民間團體、當事人、受害者家屬、加害者等複雜的記憶政治「各表」或「各取所需」，正延續了六〇年代「魑魅魍魎」的氣氛，而且發揮的更淋漓盡致，何需「轉型正義」？
阿肥老師寫下以下的這段話，也許對於「魑魅魍魎」的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已經表達得更清楚：「未能遺忘或被遺忘，或許，更精確地說，被逼去記起或被記起，被創發的新記憶所羅織或「驚醒」，或僅僅變成容易被「憶起」的傳聞及人名，則每每成為了「死生有命」、存歿未卜的候刑者，列冊為整肅高官筆下的符號或鬼魂，成就了曾參殺人的故事，不由自主地為統治者的堅壁清野效勞。」
這段歷史記憶的鬥爭必須放置於年鑒學派所謂的「結構、局勢與事件」複雜因素分析，六十年代的臺灣結束了五十年代大規模的「左翼肅清」之後，迎接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段「快樂的出航」隨即被一九六八的風暴衝擊了。因此必須清除誰？為何？
阿肥的見證就變得重要。我比較好奇的是這段歷史再現有何種「新記憶」被創發？創發的新記憶是否又再度的成為當事人的創傷？特別是盡信「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所偽造的檔案資料而不容質疑的歷史學者。
左翼運動如何解釋世界、改變世界？
阿肥老師與我共同的左翼啟蒙的養分來源於俄國文學。他的六〇年代在媽媽的沙龍裡耳濡目染經歷三十年代進步文人圈的優雅與不屈。我的俄國文學閱讀要晚三十年，當他提起媽媽的俄國文學老師是翻譯大家鄭振鐸時，我們的「羅亭」冒現了，就不要說魯迅又把我們拉的更近了。 （相關報導： 邱坤良專欄：一個人如何「肥」得繽紛自在？ 讀丘延亮的《台北之春》 ｜ 更多文章 ）
文學左翼是世界性的，必然召喚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們的良心與反抗，阿肥覺得六〇年代的左翼啟蒙：「如今反身自省，如我一輩在一九六〇年中期生成的「台灣本土左派」 ,當然也不是空穴來風、全無來由的。它除了是反抗當下社會不公不義的必然呈現,也多少是千絲萬縷石壁間隙中滲下的、左派正義及人性滋養所保育的萌生物──或者可說是一九四九年即被禁絕的《台灣文化》及其他潛入地下之思潮、及其脈動之隔代遺傳的沉澱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