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龍專文：石板屋呼吸裡的輕憶

山是萬物的母親，河川是大地的奶水，滋養芸芸眾生而非只有人類。把媽媽意象擴大，即為全世界原住民族Gaya（大地母親）的文化智慧。

泰戈爾《漂鳥集》篇首丞載著生命足印：「夏天的漂鳥，到我窗台歌唱，又飛走了。秋天的黃葉沒有歌唱，只是輕的一嘆，飄落在地上。」「塵世間渺小的流浪者啊，請在我的文字裡，留下你的足印吧！」誠然，生命一如漂鳥，總有流浪的旅途；足印化為文字，跨越時空成為故事，甚至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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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靜春天　文化新苗

寧謐的山，靜寂的心。我常靜靜徜徉在山裡，懷想山的世界，學習「像山一樣的思考」，領悟有情眾生的世界，如同一座山，在陽光與風雨照耀與澆灌下，不同土壤滋養了繽紛的生命。文化基因如同「物種原始」的演化，集體遭逢風雨和陽光甚至風雪，但藉「創造性的適應」機制，最終長出不同的生命風貌。

面對阿肥這亦師亦友、熱血澎湃、率真的性情中人，要將他追憶似水年華「類自傳」的人文誌寫序，作為約莫晚一個世代的知識行動主體，我嘗試以自身經驗照映「台北之春」的人文精神，提供當代文化政治再詮釋的文化想像。盼這篇序文，能藉我與阿肥在時空交錯、文化田野交疊的知遇過程，讓共同實踐的經驗折射出跨時代的人文光影與生命的褶皺。

在那陰冷早晨，空氣濕濕的、肌膚涼涼的，是典型「台北之冬」的天氣。當時到底寒暄了啥我早已忘卻，但在同一山區部落、不同時期的文化田野，串起跨世代的經驗連結，也開啟新的文化草根行動。而後，時任財團法人樂山文教基金會的丘如華執行長向文建會申請小額補助，讓我跟阿肥能於一九九三年一月三〇日到二月三日，在新、舊好茶辦理「魯凱族口述歷史與民族誌田野研習營」。

我們邀請當時原住民菁英的Monanen（莫那能・馬列雅列雅坲斯）、Walis（瓦歷斯・諾幹）、Sakuliu（撒古流・巴瓦瓦隆）與Auvini（奧威尼・卡露斯盎）當講師，以新好茶村的大樹下、舊好茶部落的石板屋與水源地當教室，白天在大自然文化場、晚上在營火旁，整整五天四夜，反思原住民面對當代資本主義國族國家的社會變遷，探尋部落主體性與生計文化如何再生與永續的可課題。

輕憶，當年我與阿肥在舊好茶部落辦過幾次文化田野研習，讓石板屋的古老智慧與耆老的叮嚀，有機會影響年輕學子的生命迴路。有些原住民知青後來回部落定居，今日已成部落的文化根植力量，也有人在原住民學校擔任校長；不少漢人文化工作者仍活躍著，一些研究生則在中研院、東華、輔仁等大學任職，成為學術圈裡「非主流論述」的批判力量。

驚蟄春雷　文鬥無憾

錢鍾書在《寫在人生邊上》的書裡，以「人生是一部大書」為喻，所有的文字都是替現（represent）生命、寫在人生邊上的註腳。細嚼阿肥這三大卷人文誌，不僅是少年阿肥的青春情愫，不只是青春阿肥闖蕩人文藝術哲學圈的寫照，更是老年阿肥依然老驥伏櫪的文化回應。

阿肥以「台北之春」為題，側記一九六〇年代不為人知、或被遺忘的人，書中不少人物都是Google不到、也非Chat GPT能回答的。若想瞭解第一卷親役、第三卷清議，或可先從第二卷「輕憶」讀起；因為，第二卷是構成阿肥學思行動與人格養成的歷程，充滿實驗性的文化政治與社會介入的蛛絲馬跡。

政治的文化與文化的政治，是一體兩面；文化的田野與田野的文化，則讓文史哲與藝術人文的社會實踐，因有文化土壤的根基而更具進步性和解放性。阿肥在第二卷裡有將近一半篇章，憶述他與媽媽的關係，再到深入原住民部落的文化田野反思。沈重的「輕憶」後，才有第三卷青春無敵的阿肥，既前衛、又連結草根文化戰鬥，清議國際在地化的人文創新實踐。

阿肥借「民主台灣聯盟」事件的前後，作為台灣文藝春秋的歷史時段。第一個五年（1963– 1968），是「民主台灣聯盟」事發的六月以前，作為台灣文藝的春啟時刻；第二個五年（1968–1973），乃是政治壓迫文藝社會大環境氛圍下的休耕時期；第三個五年（1973–1977），則是對復甦中土壤的夏耘季節。

阿肥書寫一九六八年前的文鬥，第三卷篇末詳盡交代諸多細節，回訴王仁璐如何演示現代舞、指導當年舞者而強調：「回到你所來自的地方」、「傾聽你祖先的腳步」，及「切忌模仿、因循承襲！」用身體的五感六識傾聽「無聲不歌、無動不舞」的動、靜、行、止。阿肥用心良苦，儘管沒褒貶創立雲門舞集的林懷民，卻盼世人知曉：臺灣「現代舞」真正的肇基者，實是被遺忘的王仁璐啊！

而作為映照「台北之春」的啼聲初鳴，台灣總算有人藉文史哲與舞蹈戲劇的多重實踐，讓進步主義與解放性的文鬥有更多可能。阿肥以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晚上台灣最先的「現代舞」收穫祭，便是充滿「傳統的發明」的實驗創新，但它卻也成為「台北之春」最後一場春天吶喊，這是政治對文化的壓迫行動。

當然，生命的遭遇未必是「偶然與巧合」，卻充滿「自身參與選擇的意外」事件。讀著阿肥的「春天吶喊」，更感生命無常卻又如常；每個人的生命境遇，都與自身的政治選取與文化回應有關。

生命的衝撞與文化抗爭，終得付出代價；就在春雷尚未真正隆打、春雨尚未全面滋潤大地，阿肥便因「自由意志」選擇以左翼人文精神回應世界，成為白色恐怖政治迫害的受難者。可喜的是：阿肥清楚「個人的即政治的！」迄今仍自詡「知識良心犯」、「社運的流浪犬」，並不覺自己的政治獄純屬無辜。阿肥多次戲稱：如果生命重新來過，當下他還是會做類似選擇。真是青春無悔！

蟄伏草根　春風吹又生

輕憶，有時是回憶點點滴滴、不勝唏噓，如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有時，卻如石板屋縫隙裡的炊煙，隨風化為無形，有若「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那般，映照弘一大師「悲欣交集」最後的墨寶。

此刻，我靜靜坐在舊好茶部落邱爸爸（Auvini）重修後的石板屋裡。今年初回來兩趟，分別帶中小學校師與大專生來研習，一大群人把兩個頭目的家屋、我曾住過的已逝獵人家屋、魯凱族國寶級匠師力大古已傾頹的家屋，及部落東出口Tapasipakanare（迎接獵人的祭祀休息平台），用刀鋸砍除王爺葵、馬纓丹、野化的咖啡樹等雜木，讓這些被灌叢淹沒的文化地景重見天日，快樂地呼吸。

天色漸黑，凝視石板屋內的爐灶材火，冬暖夏涼「會呼吸的房子」裡有百步蛇雕刻的祖靈柱，宛若「文化守護者」那般默默看顧我們。打開筆電盯著螢幕，眼前閃動的火焰跳著舞，搖曳山上的春天；火是山上的電視，上演一幕幕入戲觀眾的內心戲，交疊多重時空與社會身影的心靈印記，不時阻斷了書寫的思緒。

「那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那是解嚴後臺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也是原住民面對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壓迫，走向街頭進行生存抗爭，訴求「正名、土地、自治」權利的原住民運動年代；早在一九八四年左右，阿肥便跟王志明、范巽綠等，參與推動「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的成立，與胡德夫、莫那能等成為戰友。但政治抗爭若沒有文化根基的力量，總有限制。

今日，原運三大訴求只「正名」運動（姓名／族名／地名）獲得小小戰果，涉及現實利益的「還我土地」與「自治」仍遙遙無期。所幸，原住民文化始終未曾死去；諸多部落仍有各種創造性的文化行動，連結土地、生態與家園政治，成為守護部落的韌性力量。這些族人戮力守著土地、守護山海文化，努力傳承「土地精神」給下一代，在「原初豐裕社會」裡有尊嚴地呼吸。

而當年跟阿肥在舊好茶辦理的田野研習營，則是與政治抗爭不同的原住民文化再生運動。有時，我們看見枯枝落葉表象，以為它死了，卻不知根與芽都埋在土壤裡，隱匿著生長激素，直道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生命韌性；也如同「石板屋的呼吸」那般，照映動態的、透氣的、活生生的有機生命。

有別於悲憤的、控訴的社會抗議，這些看似無聲的、寂靜的、回歸原住民舊部落尋根的文化田野，與各種文化創新的在地實踐，都是原住民面對當代社會的文化覺醒；這些扎根土地文化的原住民，或許不曾走上街頭抗議，卻用自身的生命與身體經驗，不斷向耆老、向土地、向當代社會學習，重新繪製自我與文化共同體的生命地圖。

孤獨山路　原鄉心靈

確實，根植土地文化的深刻反省，有助於生命志業的抉擇與轉化；有時，得在三〇年後才看到些微改變。阿肥在努力平反學術迫害、二〇〇五年重返中研院任職後，持續關注弱勢正義與社會運動，甚至把原住民政治抗爭與文化再生運動，視為理解一切社會運動根基的切片。

話說一九五〇年代起的「山地三大運動」政策，其中「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部落耆老簡稱「新生活運動」），在一九六〇年代的部落如火如荼施行，國家力量強行移風易俗，是文化災難；就排灣族與魯凱族而言，當年部落裡許多石雕與木雕，被當成迷信與偶像崇拜，不是拆卸下來燒了、當成過山溝的橋板，就是被博物館或私人收藏家廉價買去。

人的世界，終究不是神的國度；阿肥說當年自己心中找不到出路，真是「狼狽地逃下山」的！阿肥跟我提過他「當年面對山地現代化氛圍下的文化滅絕現象，完全無力改變，以致對宗教或社會救贖感到迷惘；即使知道自己可以把聖經講述得很好，但映照現實，卻發現講完之後連自己都不相信了！」年少輕狂的阿肥，自然無從抵擋這股文化壓迫的國族主義力量。

阿肥當年在三地門、瑪家傳道的文化衝擊（參第二卷第十六章），在過了三〇年後，阿肥在一九九〇年代後的生命實踐，映照《台北之春》的青年阿肥，他在三地門、瑪家受到何雨郎、頭目家族包霞的關照，甚至成為包霞秘傳的排灣族文化學徒，我相信這些都是阿肥選擇人類學與學術政治的關鍵力量。

即使已是一九九〇年代，整個山區部落仍持續上演一九六〇年代阿肥所見的「山地平地化、山地現代化」思維景緻。回想當年，踽踽徐行在山林，無人伴我獨孤鷹；我與Auvinin不斷往舊好茶跑，常被村民當成怪人。多數的人無法理解，為何我們要頻繁地往返在陡峭懸崖邊的山路間。

以今窺昔，幸好有這些民族誌調查的田野資料，才讓好茶舊社在一九九一年被指定為國定二級古蹟。而我們在此辦過的文化田野考察，並帶關注文化保存的日本古蹟保存的國際學人到訪，鼓勵年輕學子（如：中原建築系碩士戚雅筑）投入石板屋文化工作，今日才有好茶舊社被「世界建築文物保護基金會」（WMF）指定為二〇一六年全球五〇個應守護名單內。

換言之，阿肥當年雖然狼狽地逃下山，但被「秘傳」排灣文化的經驗，終究使阿肥走向「實踐人類學」和「文化抗爭」的知識行動之路。文化的根，就像聖經「如果一粒麥子不死」的隱喻，死後才重生。阿肥多年後才領悟：文化就像種子埋伏在地底下，等待春雨，驚蟄，冒芽生長；深層的文化草根，是社會正向變革的的蟄伏力量。

這些年，我常在八八風災後又遷居的好茶村，用手機幫邱爸爸與阿肥視訊，場景宛若《三國演義》引明代楊慎《廿一史彈詞》第三卷「說秦漢」的開場詞〈臨江仙〉那般：「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他們開心地寒暄，笑談當年糗。

成熟後的壯年阿肥生命可以如此豁達，也與他重新看見文化草根的深層力量有關。阿肥再次介入九二一地震後邵族災後重建、八八風災後高屏山區部落再生成運動，更看見原住民生計與家園政治的生命力，乃根植於土地文化的社會韌性，也是另類「原民之春」的人文精神。

另一邊廂，當年「新生活運動」落難的雕刻品，在博物館與收藏家之外倖存的不多。少數例外如三地門包霞的Pakedavai家族，近年重修祖靈屋，以「會呼吸的排灣族石板屋」創新設計，榮獲2022巴黎設計獎銀獎、法國NOVUM DESIGN AWARD建築設計類銅獎。當年VuVu（祖父母輩）把祖靈柱、雕刻的石板卸下後，偷藏在房子裡石板坐檯下保存，今日才得以重見天日，令人感動。

巨石輕重　流水清風

德不孤，必有鄰；前已有古人，後必有來者。儘管我難以評價阿肥這套介於歷史與小說之間的生命敘事人文誌，仍盼借用一些文學想像，作為閱讀阿肥敘說生命史的文化回應。

阿肥這套人文誌對一甲子後的今日，應可提供讀者人反思自身所處當代的歷史精神。如同克羅齊所說的：「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而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1984》裡論及：「誰能控制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能控制現在，就控制了過去。」阿肥這書呼應了歐威爾式的預言，即：「在未來社會中，政府將更監控人們的一言一行，以期達到思想控制的目的。」（過去與現在亦同）

輕憶阿肥《台北之春》第二卷的生命故事，連結與阿肥親役了一九九〇年代迄今的原住民文化再生運動；不同年代一個個的生命故事，當下的重轉化為文字的輕，但這些小歷史的故事彷彿仍在當代現實生活中，存在某些時代精神，但以不同形式的歷史事件樣態呈現。

歷史、文學與真實，本來就是複雜的觀念與意識交織而成。諸多「歷史的文學（或文學的歷史）」，成被轉介為馬克吐溫的話：「用來書寫歷史的墨水本來就是一種帶有偏見的流體。」而馬克吐溫與鄰居Charles Dudley Warner）合著小說《鍍金年代》則提及：「歷史從不重演，但『現在』這猶如萬花筒的組合，似乎總是由支離破碎的古老傳說建構而成。」

或許，「歷史，除了年代、地名與人名是真的，其他可能多是假的；小說，除了年代、地名與人名是假的，其他卻可能多是真的。」儘管阿肥不太喜歡米蘭·昆德拉，但我讀阿肥「類歷史小說」的《台北之春》章回人文誌，總想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本小說。

該書以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為時代背景，透過愛欲與政治交織的故事，反覆思辨「靈與肉」、「輕與重」的深層課題：「於是，最沈重的負擔同時也是最激越的生命實現的形象。負擔越沈重，我們的生命就越貼近地面，生命就越寫實也越真實。」「那麼，我們該選擇哪一個呢？重，還是輕？……」

相形之下，阿肥的輕與重，乃真實的生命經歷，和虛構想像的小說不同。少年阿肥從小參與媽媽小姐的文藝沙龍，青年阿肥在前衛音樂、民歌採集運動、美術圈、學術圈等遊蕩，涉獵跨領域的學習與文化踐行，終至擔任「王仁璐女士舞蹈發表會」（1968年6月5日）舞台管理，以此一現代舞收獲祭作為台灣最先、也是「台北之春」最後的吶喊。

然而，隔天（6月6日），「山上幫」無法上山拍攝「紅葉」電影，春吶戛然斷片；因為，阿肥被捕以「叛亂罪」起訴判刑。因此，阿肥《台北之春》的「輕憶」，背承載著一九五四到一九六八年阿肥生命經驗的家族史、藝文史和文化史；看似輕挑不羈的浪漫生命，其實跟他肥胖的身軀一樣，很重。

若知阿肥從小浸淫在媽媽小姐左翼人文主義情操裡，青年阿肥秉持人文情懷涉入各種文藝實踐，在最青春無敵的生命輝煌階段，卻因執政者恐懼的意識形態，對文化採取政治壓迫，大一就被台大退學淪為政治犯（阿肥提過罪證是媽媽遺留他的《魯迅全集》）；看似無端倒霉的牢獄之災，命運坎坷其重無比。

然而，輕與重，本是一體兩面；我們的價值選取與面對生命境遇的態度，才決定一件事到底是重如泰山或輕如鴻毛。

重新爬梳記憶，阿肥把曲折多舛的生命經驗，用非虛構的真人與實際發生過的事，坦誠而豁達地轉化為章回故事（儘管人都有記憶偏誤與主觀價值的選取詮釋），如同歷史小說那般，也像是武俠小說裡的「老頑童」那樣，笑看人生與自己生命。生命之重就在阿肥「自我療癒」的書寫中，頓時躍為紙上文字，無聲無形，無比的輕盈！

因此，《台北之春》裡的輕與重，完全不是昆德拉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連結政治和情慾那樣「像極了愛情」；但這套人文誌裡的阿肥，卻像極了薛西弗斯。回想我認識的阿肥、讀著他寫的《台北之春》，總讓我想起卡繆以「荒誕哲學」重新詮釋了《薛西弗斯的神話》：

「他知道自己是生命的主人。人回到自己生命的這個微妙時刻，薛西弗斯返回他的巨石，凝視這一連串莫名其妙不相關的行動成為他的命運，這命運是由他創造出來的，在他的記憶中串聯起來，也將隨著他的死亡而封緘。」

「我就把薛西弗斯留在山腳下吧！……他認為一切都很好。他覺得這再也無主宰的世界，自此再也不貧瘠，再也不會無意義。這塊巨石的每顆細沙粒，夜色中這座山每一塊岩石的光芒，都是一沙一世界。通向山頂的奮鬥本身，就足以充實人心。我們應當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世人在論及薛西弗斯神話，多把故事當成悲劇英雄的悲慘命運；卡繆卻有優微精闢的洞察見解，看見這是薛西弗斯參與選擇的荒誕命運。因此，薛西弗是快樂的。反觀阿肥的生命選擇，不也真是「像極了薛西弗斯」嗎？！

山海文化　美麗媽媽 

輕憶，阿肥《台北之春》讓我們更注意小寫cultures的重要，像梭羅《種子的信仰》那樣：「雖然我不相信沒有種子的地方會有植物冒出來，但是，我對種子懷有大信心。若能讓我相信你有一粒種子，我就期待奇蹟的展現。」

必須相信根植於土地的原住民文化與部落韌性，如同內建的「文化基因」晶片，文化以「創造性地適應機制」回應外在環境的演化，而保有內在的動能。以此回顧，更能懂得阿肥「好好活著」的青春生命，既如浪淘沙裡沈重的輕憶，也像石板屋的呼吸，消融在大自然裡，化為清風。

若以Roland Barthes「作者已死」的觀點來看，阿肥也認為：《台北之春》在出版流通後，作者已不存在，剩下的是「讀者的政治責任」。讀者如何閱讀，對創造性文本的產生實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讀者在閱讀時應採取「評註」態度，去發現作品新的意義，與自身生命經驗連結，形成新的創造性文本。

那麼，諸位看倌看完青春阿肥時期的生命故事，對自身所處的年代，生命該如何選擇才不會後悔？阿肥的答案，是真人版的薛西弗斯。但我們有阿肥的真性情、直率與勇敢嗎？我們真有阿肥對大世界充滿對抗、思想衝撞與文化創新的熱情嗎？我相信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根與芽，但未必做出相似抉擇。

莫那能在「解構認識台灣社會篇──以土地與原住民族觀點重新認識台灣」的文章裡，提到「小時後，母親早逝，我跟著vuvu（祖母）長大。有一次，祖母背著我上山稻田裡工作，途中放下我休息。我說︰vuvu你既是我的vuvu也是我的Ina（母親）。結果祖母摸摸我的頭，回答我說︰Monanen，你錯了。我的肩背，不過是你暫時的搖藍，土地才是我們永遠的母親。」

因此，我認為阿肥第二卷「輕憶」是三大卷的核心，把媽媽意象擴大，即為全世界原住民族Gaya（大地母親）的文化智慧。山（大自然）是萬物的母親，河川是大地的奶水，滋養芸芸眾生而非只有人類。以「大山媽媽」的觀念，更能理解阿肥為何把帶著血淚、輕憶與母親的關係，連結看似狼狽逃下山的文化衝擊，對阿肥生命風格的養成是如此深層。

最後，《莊子》養生主篇：「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我相信阿肥十年磨一劍的《台北之春》出版後，他希望看到更多保有生命熱情的後學者，繼續投注、澆灌大地文化，徜徉在大山（大海）媽媽的「文化乳房」裡，汲取大地的養分，並回饋貢獻，成為山海文化的守護者。

我想請讀者去youtube聆聽胡德夫〈大武山是美麗的媽媽〉這首民歌（尤其第三段與第四段歌詞），作為連結阿肥《台北之春》那屬於山海大地、荒野之心的人文精神。我知道阿肥以書召喚更多後浪推著前浪。那麼，浪淘沙將不再沈重，而能在輕與重之間，找到覺察觀照、怡然自得的心靈自由。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副教授。本文為台灣社會學家、勞工運動者丘延亮新著《台北之春─六十年代的章回人文誌》（唐山出版）之推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