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府如何因應？能給人民多大選擇空間？
今天在台灣政府的朝堂之上，從陸委會到國安會、從外交部到總統府，有很多要員都曾是台灣解嚴後新型態中國研究的育苗者，從個人淵源和輩份來看，我們這一輩人也都是他們那一輩人的學生輩。而他們從前在課堂上主張的新型態中國研究，按照我的理解，是希望超越過去，為政治需要服務的「匪情研究」範式，更多地主張一種介入的、田野的、帶有同理心和階層觀照的社會科學研究；而現在正在發生的新就業形態、新融合趨勢，以及連帶發生的台灣人突破「台灣人小圈圈」，在各領域更深入揮灑的形勢，跟他們當年所教諭咱們的、所期盼的，還真有點像。
當然，我們也知到，從士林到仕途，很多事情的決策，不是一兩人、兩三人，憑其在知識份子時期的原則和理念，就可以直接拍板。他得要考慮執政黨的立場、選舉時期的訴求、長官們的意志、核心選民的觀感，甚至還有太平洋彼岸的外部因素。所以，回到「匪情」時代的對抗式思維，回到漢賊不兩立式的「非此即彼」的政策軸線，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比如，最極端的做法可能會是，你如果拿了這個新的居住證，我就把你的台灣戶口、台灣身分給取消了，把領取居住證、使用更多的大陸app服務、應考大陸新開放的80多種職業證照，都視為一種「背棄台灣」的行為，那麼如此一來，願意去領居住證的在陸台胞，可能就會少得多了。我在北京打滴滴順風車，尚且可以因為注冊有障礙而打不到；但要讓我回家都回不了、入境台灣還要先辦簽注，那算什麼？
當然，如果採取這種最極端的反制作法，也形同台灣政府以對台灣人民的管制權，實質否決了台灣人民在大陸地區應考新開放的80種證照的擇業自由權。這種作法是否合於憲、合於法，暫且就先不論了；而這種作法是否符合台灣發展的策略、是否裨益台灣人才的成長，抑或是，這麼做才能夠更好保護台灣的安全？這個各人心中恐怕各有一把尺。
畢竟，每個人心目中對於台灣發展之道的priority不一樣；對於接受或不接受每個選項的損益定價也不一樣。而政府最後端出來的決策，當然反映的是當政者對於形勢的判斷，以及他們對機遇相對於風險的評估。作為個人，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太強的籌碼，來和政府的決定對抗；但作為個人，公民仍可以選擇要用什麼樣的眼光和行動，來看待、回應一個政府。
而最後的這點空間，或許也是台灣人對台灣─以及台灣對台灣人來說，最主要的意義。
＊作者為旅居北京的媒體人。本文由作者同意授權轉載自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