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裡知道，就在耀忠和我談起童尚經編輯的時候，《新生報》的大整肅又有了驚人的發展，而童尚經本人也在一九七〇年就被囚禁在我們離開的押房，每日受到非人的暴力逼供，無盡摧毀身心的虐待……，到我離開景美看守所的翌年，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被押出槍決，結束了前後八百多天呼天不應、呼地不靈的慘無人道日子。
在半個世紀後，回觀一九六八年入獄經歷之種種，每每詫異於這個身處壓抑與隔離特殊時空裡的自己，其感知與識見所暴露於其中的向度與意義結構殊為特異。在那裏面，空間不是連續的，時間也不是線性的，四方八面迂迴曲折的聲、形所映示的認知通道中，浮沉其內所承載的信息來去無蹤，卻恆常再現。它們即使在我出獄後仍在不意中突襲人心，使它無以釋然，懷之難以言說，卻又不吐不快。這個地層下的知識蛛網，纏繞著無數人的血淚，卻也映現了其外世界無以得見的良知，其中之一就是要講這個永遠有擔當的副刊編輯的故事。
面對景美軍法看守所「仁愛樓」左翼二樓的一列囚室中，我的押房是倒數第三間，爬上一人多高的氣窗，隔了多重鐵柵向外望，可見到據說是給犯人們「放封」之用的內院，而我於在押的一年半中，被「放封」的經驗只有兩次，兩次都發現水泥地很乾淨，一顆「被遺忘」的棄置菸頭都未能發現。
一年半中的頭幾個月，在水泥氣漫天的烏煙瘴氣中的夏日裡，我被搬遷多次，也染上了驚人的皮膚疾患，每天要用消毒水沖洗下身。及至天氣稍冷，我就被搬入倒數第三間（忘了，或從來沒有注意過房號是甚麼），就沒有再被搬遷過，只是有不斷的各式來人出出入入──除了賣「紅露酒」（即軍用汽油）的軍人罪犯及精神有問題的老兵、逃兵等，明顯是被派來擔任「特殊任務」的閒雜人等外，大多是審訊中或已被判刑（除死刑犯被關在一樓獨居囚室）的各式政治犯或共匪同路人—即官方欽定的叛亂份子。
在這個人來人往的邂逅中，我首先遇到的人中有第二次涉案的朱傳譽，見到這個我景仰的童書作者，我是驚喜參半的。他沉默寡言，獨行自理身邊一切，很少與難友交結。不久，得知他的妻子在外生病，心情極為惡劣，但在眾難友悉心安慰及照顧下，他也日漸開朗，偶爾在他力撰的辯護狀書寫的苦鬥中抬頭，也和我聊上了幾句。他跟我小學老師席淡霞都是上海中國新專畢業，也同樣被捲入一九五七年美新處被砸後的林振霆一案中，至於被交付感化三年。一九六一年回到（一九四九年入職）《國語日報》任專欄編譯，並由林海音介紹到 世新新聞系擔任講師，撰寫兒童讀物。豈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他又被人檢舉，稱其主編的《中國文選》用了一九四〇年《新華日報》魯紫銘（雨亭）的〈吾教子之願償矣〉一文，一九六八年五月被調查局逮捕，成了我的難友──其後軍事法庭以「以文字為有利叛徒之宣傳」為由，判了他三年六個月，出獄時妻子已經過世。
由於我之認同席淡霞老師的緣故，朱傳譽開始對我戒心稍少，在發現我的文學修養後，我們從《國語日報》的兒童文學談到《新生》副刊，也談到了印刷精美的《新生兒童》週末附刊，當中也一再提到了從事兒童文學編輯的那個姓「童」的副刊編輯──童常（童尚經）。
過了幾個月，我們的押房突然來了個傳頌多時的大人物，他叫路世坤。這個中年男子短小厚實，面色黧黑，一臉幹練的沉穩，絲毫不見有任何多次、多年牢獄之災的印記，其中的秘訣似乎是他天天帶著難友們群起運動，一天至少三次的緣故。
即使在老報人中，路世坤也是資歷頗深的一員。他一九四七年初來台即擔任剛改組的《新生報》編輯組主任（從他那兒我知道了同年稍早童尚經已擔任資料組組長），而後改調地方新聞主任（姚勇來則是他的副主任）。十年後，一九五七年他在「福建幫黃爾尊案」中受到牽連被判刑八年，後被吸收為調查局雇員，協助偵訊，刑期減少為五年。又十年後，一九六六年因調查局的內鬥，蔣經國派任、軍統出身的局長沈之岳欲整肅老中統派，直指特務頭子蔣海溶（調查局第三處處長）、李世杰（調查局第一處副處長），指控他們曾參加的「福建省抗敵後援會」乃中共地下組織，由之炮製了「城固專案」，此案除了牽連曾因「羊棗事件」入獄，而被蔣海溶吸收的沈源璋（化名林小書）及夫婿姚勇來外，路世坤再次受到株連，又被送到看守所「協助辦案」，及至最終被判十五年監禁。
路世坤江湖老道，儘管日常並不多言，仍偶爾在言談間透露出些許少為人知的秘辛。在他搬走後，押房中其他人各自所知拼湊，押房中的我們對於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新生報》大整肅，及樓下蔣海溶、李世杰被長期暴虐對待的事都多少有了相當清晰的眉目。至於聞說沈源璋在審訊中被虐待致死，但仍不肯咬住蔣海溶的情節，不同的人除唏噓之外，多有不甚相同的感受。
我第三次在獄中和童常發生的超時空邂逅，則是被派到外役區後，由同案的吳耀忠為媒介而發生的。
在外役區近半年後，所方開始在圖書室的門外豎立了一個壁報板，每天（或勉強可說是每天）在上面貼了《中央日報》，據說是要大家關心「國家大事」。然而有趣的是，所方認為是屬難友認為有趣、關心的「國家大事」都被政戰室的政戰官小心地用剪刀剪去，「每天」張貼的是大大小小的「開了天窗」版面。不久，大家都匆匆去「看報」，數一數天窗的大小和多寡，只要大了、多了，就不由感到興奮或欣慰，認為雖不知被禁的是何事、何物，然而，只要怕難友知道的事就是「有事」！換句話說，天窗＝有事＝好事，壁報的「功能」也就不算是完全徒勞無功了。
而當時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也只剩下了零星口傳的傳奇了，更有趣的是所有的副刊文章或漫畫都一概不見出現。耀忠和我談起此景遂一再點出入獄前的《新生》副刊讀者鼎盛的狀況，因為他是畫畫的，他也就不只一次提到了劉興欽的作品，談及劉曾出事，《新生》副刊的童主編不但未疏遠他，卻一再栽培並予以鼓勵的往事，令我印象深刻。
和耀忠談著談著，不意接到家人成功送進來虞君質寫的《藝苑精華錄》，一打開書就看見謝誌中提到，作者在童尚經的敦促及鼓勵下才連年完成了專欄連載及出書，至為感佩云云。因為耀忠知道我媽媽的沙龍中虞伯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故在我倆的心目中更增加了對童尚經的景仰。
哪裡知道，就在耀忠和我談起童尚經編輯的時候，《新生報》的大整肅又有了驚人的發展，而童尚經本人也在一九七〇年就被囚禁在我們離開的押房，每日受到非人的暴力逼供，無盡摧毀身心的虐待⋯⋯，到我離開景美看守所的翌年，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被押出槍決，結束了前後八百多天呼天不應、呼地不靈的慘無人道日子。
童常，本名童尚經，一九一七年出生，江蘇鎮江人，鎮江初師畢業即因家境不濟輟學，旋在上海申報圖書館工作，接受到上海進步文化 的思想洗禮。一九三六年抗戰軍興，時年未及二十，應新安學園的號召參與了「新安旅行團」，往西北大漠及西南勞軍並宣傳抗日。「新安旅行團」在國共抗日合作生變後，國民黨拒予支持，改由中共資助，遂在四〇年代後被定性為左派組織，繼續各種文宣活動，利用演劇、出版等方式支持各種抗日活動。
抗戰勝利，一九四六年九月童尚經偕妻子來台，他倆認為這個新天地未受汙染，可以建立新的人生，一齊為新中國希望的新天地──台灣──投身文化復振。初為貿易行工作，次年即轉入《新生報》，擔任資料室主任。同年秋《新生報》改組由蔣經國人馬謝然之接掌，在「二二八」後白色恐怖的風風雨雨中，置身於極為保守的報，童常小心謹慎，安穩工作了十年，未被波及於一九五七年《新生報》第一次大整肅，是次同事路世坤被捕。
再約十年，一九六六年《新生報》第二次大整肅，沈源璋屈死獄中，姚勇來改判十五年外，姚明珠（姚勇來的妹妹）及妹夫薛介民則被處死，禍仍不及童常。及至一九六九年單建周被迫「自首」，隨即自殺，《新生報》同事徐雪影為保命「自新」而供出童常，當局即疑他曾在四〇年代參與共產黨。《新生報》安全室遂立即盯上了作為副刊編輯十幾年，成績斐然的童常。
一九七〇年二月八日，台東泰源監獄人犯越獄失敗，鄭金河等五人同年五月被槍斃，童五月八日正式被捕，從此八百多天日日刑求逼供，直到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被槍決，他應該是最後一位被執行政治性謀殺的文化人。
童常被虐待逼供了兩年多，但從未供出任何可資特務「擴大戰果」的被牽連者。當局無奈，乃改以文字獄手段羅織罪狀。事緣一九五九年十月，童常因美國萬聖節來臨，翻譯了《讀者文摘》一篇談靈異的文章應景，以〈鬼節〉為題發表。豈知出刊之日十月三十一日恰為蔣介石生日。特務抓到童這個「小辮子」大做文章，誣他誣衊元首、詆毀時政「罪不可赦」，非置他於死地不可。
揆之史實，蔣經國一系的調查局鷹犬之到了七〇年代仍執意加害童常，其司馬昭之心，早已歷歷在目地銘刻在對他的起訴書、判詞及提供的證物之上了。在他被誣的案牘中，特務就整理出了六十幾頁十行紙，記錄了五百多筆童常在一九六八至六九這兩年中每兩三天就刊登出的政治犯投稿，其中有不少就在泰源監獄，特務就用這些「資料」作為他「救助左翼同路人」的罪證。
警總認為他是共產黨才會同情獄中的政治犯，鼓勵他們寫作，為他們解決生計。警總的造冊中列出他們投稿日期、文章標題、作者姓名等，多達好幾百人。這個規模（即令只顯示在兩年之中），政治犯讀書、翻譯、寫作之餘投稿，也足以證明童常「以稿費資助政治犯」了。（然而，在「囚情」穩定時期的泰源監獄，投稿的政治犯除了投給《新生報》，投到《聯合報》的也不少，甚至也有投到《中央日報》副刊的。）
以上的情狀，許昭榮、謝聰敏的文字中早有提及，明言童常作為《新生報》的副刊編輯確曾對謀生不易的政治犯助益極大。但是台灣的文學界及迄今的文學史、文學批評學者，對這段歷史及其中上百位作者的不聞不問，對童常／童尚經的其人其事，只見張系國在「中時部落格」題為〈最後的副刊編輯〉的紀念短文，此外，童小南（童尚經的女兒）一九九九年在瘂弦鼓勵下撰寫回應卻被壓稿，最後只好在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於海外《北美世界日報》上刊出了五篇獨立章節。童常一生的奮鬥與軌跡至今未見任何研究或嚴肅文字，這絕對是台灣文化界的損失，不是童常這個一世耿直、為文護義助人者的悲哀。
童尚經對文字工作的熱忱、對知識的尊重及對作家的愛護，恐怕也只是他人格外現最為人知的部分。只要有過坐牢經驗，或被特務鷹犬凌虐過的人，都應該知道，他在嚴刑逼供下拒絕牽連任何人，其英勇確實不是常人所能及，必須有極其高超的道德良知，加上他那幾乎令人匪夷所思的堅定和毅力才能成事的吧！
張系國的短文中提及他曾問童尚經，擔任副刊編輯最難的是甚麼？童笑著說了四個字：「要有擔當」。
偉哉斯人始有斯言。
是的，我們見到的是一個「人」，一個永遠勇於擔當的副刊編輯。
＊作者丘延亮，綽號阿肥，是一位台灣社會學家、勞工運動者，中研院退休研究人員。本文選自即將出版的新著《台北之春─六十年代的章回人文誌》（唐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