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認識俞老師時，他家住金山街，後來搬到光復南路，平常則在館前路怡太旅行社的一小間董事長辦公室教課及接待訪客。香港卜幼夫在〈敬悼俞大綱先生〉提到，俞老師更早在信陽街「益群公司」與楊管北擠在一間斗室中，「拜訪他的人川流不息，經常高朋滿座，與青年朋友們圍在一起，侃侃而談，甚至管老走進來，仍然談笑自如，旁若無人。」（《聯合報》，1977年5月15日）俞老師在信陽街的日子我就沒跟上，阿肥應該是當時「青年朋友」中的一員吧！
俞老師生前在臺北藝文圈德高望重，帶動藝術新氣象，也協助過許多藝文人士，鼓舞不少年輕藝術工作者，1950-60年代的台灣新舞蹈，幾乎就是老師一手催生的，當時正好來台灣的王仁璐也適時為台灣現代舞踏出了第一步。作曲家許常惠、作家孟瑤都曾經在藝文生涯遭逢困境，老師為他們仗義直言，還因此連帶遭受攻擊；那時鄉土主義剛萌芽，俞老師堅信民俗藝術是文化的根，有根就有活命的機會，卻也曾被批評「是一些貴族和有閑階級的發思古之幽情」。
俞大綱一生的生活字典中，「沒有奉承、阿諛、獻媚」這些字眼（卜幼夫語），但也面對一些保守勢力或明或暗的批判，只是不知他們是誰，俞老師沒講，熟識「俞伯伯」的阿肥書中也沒提到。阿肥倒是講了一些俞家與蔣家的秘辛，俞老師的姪兒（俞大維之子）俞揚和娶了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這些都是俞老師平常不太講，我們也不多 問，只有阿肥知道的事。
7.
阿肥念茲在茲的六十年代的時空大環境與「台灣民主聯盟」事件一直在等「大頭」陳映真來寫，陳映真為何不寫？除了後來的身體因素，也是有些原因，1993年冬天，陳映真以許南村的筆名發表〈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已經透露他對事件的態度：
受到激動的文革風潮影響，在66年底到67年初，他和親密的朋友們受到思想渴求實踐的壓力，幼稚地走上了幼稚形式的組織與道路……1968年5月，他和他的朋友們讓一個被布建爲文教記者的偵探所出賣，陸續被捕。同年12月31日，他被判決徒刑十年定讞。……1973年，他因蔣介石去世百日忌的特赦減刑而提早三年獲釋。
文中這位「文教記者」就是介紹「前衛音樂家」阿肥的楊蔚（後改名何索），陳映真對當年「幼稚地走上了幼稚形式的組織與道路」，似乎不想再說，但阿肥仍認為應該替當年歷史做見證，既然「大頭」不想再說，阿肥自認就是責無旁貸的「我來說」，因為他對當年同伴以及陳映真本人之踐行軌跡、生身境遇、政治取向和思想內涵非常清楚。
十年當中阿肥陸續寫了九十萬字，仍然意猶未盡，因為是以「肥」字標記為中心，所以「肥某出走」這件給他無情打擊的慘事，才會夾在《台北之春》往日到處打擂台的小霸王前半生中，「1979春，思念妻女抽啜，長時間直挺地撐在床板上，陷入了險惡的人生低潮，幾有尋短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