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牌是什麼？新加坡少女TikTok分享托特包，意外引發階級論戰

許多人嚮往奢侈品，以購買名牌商品為目標鞭策自己，不過日前一名新加坡少女在社交網路分享爸爸送的托特包，卻意外引發新加坡階級論戰。

17歲的佐伊（Zoe Gabriel）在TikTok新增一條動態，紀錄爸爸買給她的新加坡品牌「CHARLES & KEITH」的托特包，包包價值約1800元新台幣，佐伊稱這是她的第一個名牌包。這則生活紀錄意外獲得兩千萬次觀看，許多網民也藉此熱烈討論新加坡的社會不平等問題與日益明顯的階級分化現象。

CHARLES & KEITH常被暱稱為「小CK」，除了台灣和中國，在印度和泰國也很受歡迎。但在富裕、注重階級地位的新加坡，百貨商場裡擠滿設計師品牌店面，CHARLES & KEITH並不被看做名牌，這也讓佐伊的動態引來酸言酸語，有人揶揄「把這個包叫作奢侈品，就像把速食店叫作高檔餐廳」，或搭配表情符號問「誰來告訴她？」

佐伊引用其中一則網友回應，錄製新的影片表示在她的成長過程中，她和家人並沒有非常多物質享受，「對你們來說，這個包包可能不是奢侈品，但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它非常昂貴。」這則動態的觀看次數超過六百萬，並獲得一面倒的正面回饋，佐伊的TikTok追蹤者也突破20萬，並收到CHARLES & KEITH等品牌的禮物。

佐伊和家人在2010年從菲律賓搬到新加坡，她向英國廣播公司（BBC）表示，網友的支持激勵了她，但針對佐伊父親的批評讓她不知所措又傷心，後來她把這些留言都刪除了，「這個包包對我意義重大，我不懂為什麼人們很難理解這件事。」

貧富差距嚴重，生活成本全球第一的「中產國家」

這場托特包引起的論戰也引起了政治人物注意，現任副總理黃循財（Lawrence Wong）將會接棒下任總理，他在一場演講提到這個事件，提醒國民不要過分關注社會階級與聲望地位。新加坡是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國家，儘管過去曾發生種族暴動，但當局歷來最是謹慎維護不同種族與宗教之間的和諧交流，新加坡法律更規定，激發不同種族或宗教群體之間的敵意的人必須接受懲罰，更有可能坐牢。然而種族和諧資源中心「OnePeople.sg」2018年委託的研究，卻揭露階級分隔是新加坡內部分裂的危險因素，新加坡政策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也於2017年得出相同結論。

新加坡有時會展現出極端的反差，嶄新亮麗的社區公寓（condominium）牆外就是高齡者或藍領租住的一房公寓，雖然政府高官的薪水高居全球第一，但也不是人人都像《瘋狂亞洲富豪（Crazy Rich Asians）》一擲千金。2022年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一項研究顯示，該校20多歲至30多歲的畢業生月薪中位數為4200新加坡幣（約9.6萬新台幣），大約是高中畢業或以下學歷者收入的兩倍，例如清潔工的薪水就在3.6萬至5萬新台幣之間。 （相關報導： 風評：「全球最低稅率制」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關鍵 ｜ 更多文章 ）

另一方面，受到烏克蘭戰爭與原料人力成本增加，高揚的通貨膨脹逐漸浮上檯面，新加坡政府15年來首次調漲1%消費稅，而且預計於2024年再調漲1%至9%，此舉將使雞蛋、蔬菜等民生物資價格跟著上揚。而飆升的房地產市場甚至影響公共住宅的價碼，理想地段的公宅要是轉售，可以賣出上百萬星幣的驚人高價，這也讓民眾憂心社會不平等問題，去年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發表全球城市生活成本報告，新加坡與紐約並列第一。

社會流動緩滯，新加坡人不熱心結構改革

諷刺的是，儘管新加坡是全世界數一數二貧富不均的國家，同時存在瘋狂富豪與窮人，但新加坡律師公會會長陳錦海（Adrian Tan）指出，多數人相信新加坡是中產國家，這是因為全國約80%人口住在品質良好的公共住宅，而且可容易就能取得網路、教育等資源。陳錦海表示，新加坡人慣於著眼物質層面的細微差異，再以此評判彼此的財富地位。他說，嘲諷佐伊的人覺得她「無知」，對大多數新加坡人的奢侈品牌「共識」一無所知，「能夠負擔CHARLES & KEITH等品牌的人，不認為自己特別富有。」

商業諮詢服務公司鮑爾亞洲集團（Bower Group Asia）的饒（Nydia Ngiow）提到1990年代代表新加坡夢的「5C」口號：現金、汽車、信用卡、社區公寓和鄉村俱樂部會員（country club membership），她表示3C奠基起來的財富價值觀很難改變，尤其年輕世代親身經歷新加坡的繁榮時代。

與此同時，社會平等的觀念也在年輕人族群之間引起愈來愈多共鳴，陳錦海也表示，儘管新加坡人對貧困族群的處境十分敏感，但他們對最低薪資等結構改革卻沒什麼興趣，「大致上，新加坡人很滿意他們打造的社會，抱持著『沒倒就不改革』的態度。」

新加坡當局對此則積極干預。2018年，總理李顯龍便提出警告，稱菁英學校的運作方式可能導致封閉的循環，時任教育部長王乙康（Ong Ye Kung）也指出新加坡的社會流動率已經下降。王乙康說：「比起從前，部分家庭可以獲得更好的資源與支持，但仍無法往上流動到更高的社會階層，我們認為，對於這些家庭來說，他們的處境比過去的貧困家庭更加危險。」 （相關報導： 風評：「全球最低稅率制」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關鍵 ｜ 更多文章 ）

新加坡超過三分之一的年度預算，花費在教育、健保和住宅，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政府挹注近590億新加坡元（約1.34兆新台幣）在勞工、企業和一般家庭的紓困方案，最近的舉措包含每戶發放價值約數百星幣的消費券，以減輕提高消費稅的衝擊。黃循財兼任財政部長，他表示富人未來可能要繳納更多稅金，並有意額外收取富人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