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0天的春節連假開始，酒駕肇禍的傷亡悲劇即層出不窮。在社會同仇敵愾與問責的氛圍，同時迭起反思及刺激相關的思考，這幾年酒駕刑責調高之後，酒駕率真的有變少嗎？
據法務部統計近5年地方檢察署「辦理酒駕案件統計」顯示；或說密集性修法嚴罰奏效，亦或受疫情影響酒席群聚減少下，111年相較107年案件數量確實下降33%，但對比110年國內疫苗注射未普及化下的疫情控制期間，酒駕率竟增加10%。隨著年節到來與疫情逐步趨緩，民眾春酒活動或聚會場合近期更加活絡；復參酌警政署統計每年酒駕取締案件均超過10萬件，其中更有6萬餘件移送法辦，其餘4成案件則面臨行政罰，我國酒駕情狀不容等閒視之。縱近5年酒駕肇事的受傷人數呈現下滑趨勢，然死亡人數卻逐年攀升，反揭露「重刑化刑事政策」雖是政府「接地氣」的作法，但所謂「亂世用重典」，真能解決酒後駕車危害公共危險的問題核心嗎？或酒駕的刑罰又要提高到什麼程度才合理？
而在現今「重刑」司法思維下，酒駕者最重刑責已然可與故意殺人罪之刑責相較，其中是否可能違反比例原則？重刑化後可能衍生的社會風險，與付出的社會成本為何？尤以現代法治觀念與人權意識缺一不可，傳統的法家思維已非唯一預防犯罪與矯治模式，維護被害人權益不應只是單純加重刑罰，而是國家典章制度願意為了守護全民的人身安全，廣結公眾共識，避免、減少被害人再受更嚴重的傷害，而社會是以人為單位的網狀群體，更沒有一個人是社會問題的局外人。
酒駕不應只是法律問題 、是安定民心的政治責任
盤點各篇因酒駕致死喧騰的社會新聞，見證每當肇事者剝奪無辜生命、粉碎家庭的悲劇，輿論一片韃伐「酒駕該死」、「酒駕應再加重極刑」的失控情緒，無極限升高民眾宣洩對酒駕的仇恨值及苦恨司法的無能，卻未曾溯本追源背後是「酒害」的作祟。如同忽略台灣市井街巷充斥「3瓶100元」的小吃店及行銷「不醉不歸」酒促正妹，或瀰漫餐桌間穿梭供酒勸飲「呼搭拉」乾杯文化。更由於制度缺失或執法鬆散，我國酒類取得十分容易，在舉世密度最高的便利商店，濃度低至水果氣泡酒、罐裝調酒，高至高粱、威士忌等烈酒，均應有盡有開架陳列，未成年學生購買酒類產品甚至鮮少被查驗證件。再加上酒商廣告鋪天蓋地，撒重金邀約偶像團體代言，再再引誘年輕族群消費酒品，無疑是鼓勵酒駕淵藪的場景。
另方面，依法制、政策邏輯構建，探索無形抽象的「亂世用重典」概念，卻相當發人深省「酒駕」是法律問題嗎？還是政治選項下的社會問題？筆者只能無力感納悶，既然用了「重典」，是否就等於也承認我們正身處「亂世」之中？而這「亂世」是每一個單一酒駕者造成的險惡與錯亂？ （相關報導： 李駿逸觀點：那些年我們一起認定的累犯 ｜ 更多文章 ）
亟思慌恐的是「重典」易修，但「亂世」難了。「重刑化刑事政策」的背後理念無非是執政者向民意風向靠攏權衡下的無奈，然而重刑化刑事政策果真能發揮其嚇阻再犯的預期效果？酒駕戕害生命的殘酷數據呈現法律的懲罰作用有其極限。如同從駕駛座後視鏡目睹車禍現場的視角，猶然能清晰聚焦「酒害」代價如此高昂，危及個人、他人及公共安全，甚至禍延下一代。遺憾地是執政者對酒害防制根本麻木不仁，反是譁眾取寵選用最為輕鬆的解決方式，其結果仍然要由每一個「酒駕者」及「被害者」所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