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有足夠的能力和權利照顧小孩」──台灣社會還沒有足夠的討論讓大家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
編者按：這是世界走走專題「菁英媽媽的選擇」的第三篇報導。我們從《菁英媽媽想上班》這本書出發，走訪身兼母親與政治工作者身分的女性政治人物，傾聽在職場與家庭間掙扎的媽媽，梳理台灣女性就業和家務勞動的數據，以重訪「家庭職場兩兼顧」這道歷久彌新的親職難題。本篇報導梳理了台灣女性就業及家務勞動的數據，從中一瞥台灣的母職／父職群像，並由學者分析這幅親職圖像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
「不知道有沒有也在工作的媽媽跟我一樣，常常覺得明明是雙薪家庭，但照顧孩子還是以媽媽為主，媽媽真的很辛苦⋯⋯」2022年12月，台灣女演員孟耿如發文吐露自己的育兒心聲，其同為演藝人員的丈夫黃子佼亦發出一段長達30分鐘的影片，訴說雙方兼顧事業與育兒的甘苦與不易，讓不少同為家長的藝人、網友紛紛留言表示心有戚戚。
「因為天性，女生在照顧孩子上本來就會比較擅長，理當多分擔一些？」「不應該去計較誰做多誰做少，老公一直以來以工作為優先，這也是我自己選的，要怪誰？」──這些並不是孟耿如個人獨有的困惑與掙扎。
雖然台灣被認為是亞洲性平指標名列前茅的國家，但仍然有許多菁英女性面臨親職困境：她們或得在職涯和家庭之中二選一，或得離開原本熱愛的高工時、高強度職場，選擇較為規律或彈性的工作。她們擁有不遜於男性的學經歷和工作能力，是最有機會打破玻璃天花板、站上職場頂端的一群女性，卻為了生兒育女自願（或不情願地）回歸家庭。
長期關注性別與照顧議題的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王舒芸說明：「雖然結婚生育了，女人不一定會離開職場，可是這不代表女性可以在職場上跟男性一樣平起平坐，也不代表女性可以跟男性一樣在職場上可以沒有任何後顧之憂地爭取升遷、爭取加班、爭取出差。」
她表示，從數據上來看，進入高等教育、擁有大專學歷者已幾乎沒有性別差異，職場上卻仍然有讓媽媽們難以立足的隱形障礙。追根究底，是因為「這個社會仍然覺得『照顧』是女人的工作」。
青壯年女性為何缺席職場？家庭是主因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7年的〈人力運用調查〉，25至44歲女性中，離開職場者總共有6萬7000人左右。當這些女性被問到為什麼離開職場，最常被提到的兩個原因都與家庭有關──有24.6%說料理家務是主要原因，19.2%則說是結婚或分娩。
由此可見，女性之所以中斷職涯，大抵是為了專注在妻子和母親等身分相關的家庭事務。同一份調查也顯示，對於30歲以上、「目前無意就業」的女性而言，「家庭」也是她們沒有就業的主因，佔了其中七成甚至更多。
在20幾歲這個年齡層，她們無意就業的主因是「求學」（圖表上未列出）；在30幾歲的區間，最大宗的原因是「需要照顧未滿12歲子女」；而在40幾歲和50幾歲的區間，則以「做家事」為最大宗。除了這兩點之外，也都還有其他與家庭相關林林總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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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顯示，在25歲至49歲的「在職已婚女性」中，有四分之一的女性曾在生育第一胎時離開職場。這些媽媽們離職的時間點，又以「生育第一胎後」為大宗。
數據告訴我們，無論生了幾胎，有超過七成的離職媽媽都會在生第一胎後就離職。這與美國的研究發現一致：第二胎並非傳說中的「臨界點」，真正的離職分水嶺，發生在媽媽生育第一胎時。
研究指出，在女性成為母親那一刻，她們就會開始接收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母職期待」，進而改變她們的「生涯排序」──顧小孩、做家事，成為比自身職涯更優先的要事。女性絕大多數在生第一胎、面臨母職期待時就離職了，二胎或多胎帶來的育兒壓力，反而不是大多數媽媽離職的主因。
「為什麼是你請育嬰假，不是你老婆請？」
不過，因生育而離開職場的女性其實是少數，離職媽媽佔「全體在職已婚女性」的比例，畢竟只有四分之一。在今日的台灣，「媽媽上班」早已是社會常態，「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觀念也不再那麼絕對。
但這四分之三留在職場的媽媽，不見得就擁有一帆風順的職涯。雖然這群職業女性沒有因生育而離開職場，但她們的職涯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她們之中，有許多人經歷了量化數據看不出來的轉職和職涯妥協。
王舒芸分析，這是因為在性別平等的路上，台灣無論是制度或文化都沒能完全轉型，而「卡在中間」。
從早期婦女運動提倡女性投入公共參與以來，台灣社會一直嘗試走出「男主外、女主內」的典範，邁向北歐各國所提倡的「雙養家／雙照顧」模式，試圖讓父母都擁有兼顧家庭和工作的機會──但女性成功走入了職場，男性卻沒能走入家庭。
單從制度上來看，台灣的育嬰假制度其實已經相當「進步」：父母都可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近年甚至以加發20%薪資的方式鼓勵，所得替代率高達八成。
然而實際上，根據勞動部統計，從2009年育嬰留職停薪制度上路，一直到2021年底，申請人數總計93.6萬人，其中77.4萬、約82.7%是女性，媽媽還是佔了壓倒性多數。十幾年來，性別落差的改善幅度也相當有限，女性一直以來都佔申請者的八成以上。
王舒芸解釋，職場的性別文化是造成育嬰假性別落差居高不下的主因。「台灣已經是『雙養家』模式，但是我們沒有完全轉到『雙照顧』模式。這是因為我們不覺得『男性投入照顧』的程度，要跟『女性投入勞動職場』一樣。」
王舒芸分享，她在北歐參訪時，遇到非常多請育嬰假的爸爸，請假帶小孩對他們來說理所當然；然而許多台灣爸爸表示，他們申請育嬰假的時候，都會被問：「為什麼是你請育嬰假，不是你老婆請？」
她指出，即便是比較具有性別平等意識的異性戀夫妻，仍會受到薪資結構和社會文化的影響。「如果女性的薪資比較高，或是她的職業發展比較有前景的時候，她可能會比較有資本可以去協商家務或是照顧分工；但台灣整體的結構來講，男性的薪資還是比較高，理性選擇之下，一定是薪水比較低的那個人請假，因為它的機會成本比較低。」
養小孩，家長的事或社會的事？
此外，雖然法律明確保障了育嬰假，但從某些社會時事，就能看到因照顧家庭受到職場懲罰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果這個就業職場上不覺得每一個人都有照顧責任要去分擔，當小孩子生病了、當幼兒園因為疫情要關門的時候，誰要跟公司開口請假？請假請了很多次之後，我的老闆、我的同事會如何看待我對工作的投入程度？當大家覺得你的工作表現沒有如以往一樣投入的時候，在職場上就會被指指點點。」
「台灣社會有一種說法，說我們沒有辦法做得像北歐國家那樣，因為他們的稅收很高。但其實除了稅收之外，可以做的非常多。」王舒芸強調，光是育嬰假的「彈性程度」這個政策細節，就反映出台灣和北歐之間非常不同的政策和文化邏輯。
「這個『彈性』的意思是什麼？就是以家長的需求為中心。但在台灣，育嬰假其實是以雇主的需求為中心，方便雇主排班。」王舒芸進一步解釋。
「對北歐國家來說，他們肯認社會需要有人照顧，可是不能讓照顧的人永遠離開職場、將來陷入經濟貧窮；但對台灣來說，我們會覺得照顧小孩是家長給自己的事，不要影響到勞動市場上的任何表現，你家要怎麼安排是你家自己的事。」
王舒芸也強調，北歐國家能達成雙養家／雙照顧的模式，並不是一步到位，也不是因為北歐國家的雇主天生就比較良善，而是性別運動與勞工運動結盟，努力與政府、企業勞資協商出來的成果。
從「母職」到「親職」，讓照顧成為每一個人的工作
「我們的職場文化裡看不見照顧需求，家庭裡的照顧分工也還是有很強的性別分化：女人可以出去工作沒有錯，可是你要先把家裡顧好；男人的確要從事照顧工作，可是我們的勞動職場不太讓男性在工作之餘還有時間或是體力可以投入照護。」王舒芸說道。
「現在比較多的媽媽可以抬頭挺胸地說，我作為一個媽媽，我也有工作的權利；可是我作為一個爸爸，我有足夠的能力和權利照顧小孩，台灣社會還沒有足夠的討論讓大家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
「其實每一個人第一次照顧小孩都是戰戰兢兢的，有非常多挑戰。如果可以雙親共同協作，照顧壓力就會比較低，」王舒芸如此描繪理想中的家庭育兒圖像：「與其質疑男性是不是天生就比較不會照顧，為什麼不讓爸爸媽媽有一段時間可以一起照顧、互相學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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