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民法規定不准婚姻破綻要負較重責任的一方提離婚」，憲法法庭11月15日開庭言詞辯論，主張現行法律違憲者強調：憲法保障「婚姻自由」裡包括「離婚自由」，法律無須介入已破碎婚姻。筆者是位醫師，聞之赫然。
問題起源於民法第 1052 條規定，夫妻之一方，有下列（註：共十項，在此省略）情形之一者，他方得向法院請求離婚……。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原文）。
筆者對其中與第二項「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第七項「有不治之惡疾」和第八項「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非常有感，做如下的闡述：
一、醫療臨床面：
筆者和一位家人分別在醫學中心神經科和精神科行醫45年，記憶所及，未曾或極極……少被所謂第七項的「有不治之惡疾」和第八項的「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患者的配偶以「離婚」為目的要求開立診斷證明者。全台灣真實情況是否如此，不得而知。雖然，社會裡以不同方式、有形或無形地「離棄患病的配偶」一定所在多有，從醫療人員長期之所見，我們的民風極為溫厚，不離不棄者多，若說民法第 1052 條之第七、第八項規定「備而不（少）用」，絕不為過，如今，有人卻主張此法違憲，實在是無端生事、多此一舉。
二、法律面：
民法「開宗明義」的第一條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而第二條規定：「民事所適用之習慣，以不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為限」。
說實話，筆者和精神科醫師的家人忝為資深教學型醫師都不清楚如何界定「不治之惡疾」或「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為此也曾請教過數位法界的朋友，得到的答覆千篇一律都是：「法律沒有界定」。既然醫學和法律都甚難界定，則依民法第一條，改「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
另外，配偶因為另一半患重病即落跑，這種無情的行為絕對不是我們現有的社會「習慣」，也違背我們文化裡患難見真情的善良風俗，如此這般，則違背民法第二條「……習慣，以不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為限」。台灣甚以為傲的風俗民情之美，豈容淘空破壞。
三、社會秩序和安全網面：
「對婚姻忠誠」的家庭是社會穩定的基礎。「至死不離」自古至今更被歌頌，不是嗎？雖然，婚姻若在雙方你情我願之下結束，他人無權置喙，但是離婚是為了民法1052條第七、八項有關健康因素而肇致，未來，強者一方（原家庭經濟承擔或健康強壯者）將樂得有機會另結姻緣，而弱者一方（主職家庭主夫/婦或疾病者）極可能頓失所怙。所以，一旦法律輕率地容許離婚，夫妻關係必將脆弱化，家庭的結構也將不穩，繼而家庭成員間的互助機制必然崩解。
偏偏第七、第八項相關疾病並不少見，可說是人人都可能「中標」，如果配偶一方不幸得了無法治療好的疾病，另一方只要以第二項「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例如嫖次妓，就可輕鬆拋棄責任，我們社會「公共秩序和安全網」絕對不可能承擔得起。
「婚姻」雖只是世俗的一個鬆散與否純在個人的「法律約定」，誓詞「至死不渝」的實踐與否，固然不必神格化，但是家庭、尤其夫妻之間互助的良窳影響醫療結果甚鉅，法律更是正義最後的防線、有導引社會教化的義務。
總之，筆者管見：
一、「民法規定不准婚姻破綻要負較重責任的一方提離婚」合情、合理，若憲法法庭最後結論、解釋有「違憲」的問題，則台灣社會問題大矣！
二、民法第 1052 條之第七、第八項，語意不清、且與台灣世俗民風、醫學臨床實情完全扞格，趁此除之才是！
（註：若配偶之一不幸患有「有不治之惡疾」和「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而夫妻雙方實在無法相處，健康、強勢的一方若能妥善安排患病一方的未來，且獲得患病配偶接受，好聚亦好散，未嘗不可）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防疫管控不只影響中國經濟，結婚登記與新生兒數量也同步下跌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