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走過金融海嘯、歐債危機之後的復甦期，現在很明確進入到新的一輪大調整。美國決心改變貿易規則，中國也想有更多話語權，歐洲以人權和環保打出高度，日本、韓國、東協各國正在做貿易結盟，鄰近的香港、新加坡則擁抱制度創新。包括全球政經局勢、科技發展、網路文化等等，這些轉型大浪與正在改變的洋流，對於島國台灣的衝擊非同小可。
想要從劇變中找出重要的轉型線索並不容易，但我們可以嘗試從金融來談談台灣的經濟戰略。前述的幾個觀察面向，與台灣切身相關的例子有：西太平洋的外交新局，區塊鏈、人工智慧的發展，行動應用如何提升使用者體驗，這些事情都正在改寫金融規則。
嘗試革新但受限於歷史包袱的台灣金融業
台灣沒有忽略這些變化，無論是政府或民間業者都有嘗試革新。台灣的民營金融業者在金融創新上，雖然不如中國後發優勢與國家扶植的成長力道，但是無論是區塊鏈金融應用或者行動支付，目前都有一些成績。像是中國信託加入全球最大的金融區塊鏈聯盟 R3，台新加入以太坊聯盟，或者玉山與台新的手機應用，還有凱基銀行的數位金融，這些創新的嘗試都很值得期待。
不過，台灣民營金融業者的創新，在現今的全球經貿中是微不足道的。早在上個世紀末，一只手提包全球打拼的台商就已經在世界各地遭受嚴重挑戰，甚至是被擊退。除了台灣人相對熟悉的韓國財閥，在轉口貿易上，中國商人、阿拉伯商人往往也用團體戰略擊破台商。金融方面更是如此，台灣的金融業缺乏跨國佈局能力，台商往往需要透過外商銀行管理金流。而且因為台灣金融法規的落後，以及金融業者的規模限制，各國企業也不容易在台融資、籌資。
台灣的金融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侷限？首先是台灣特殊的國家地位造成國際佈局上的不利，但不只是因為國家地位，畢竟世界上許多避稅天堂與金融中心，都不見得是加入國際組織的主權國家，金融政策是否優惠、金融實力是否健壯才真正是資金考慮的核心。台灣金融史上兩大問題，才是造成台灣金融體質不足的深層原因：一是威權時代的管制太嚴，二是金融機構家數太多但難以整併。
雖然有去管制化，但是台灣的金融機構裡頭多半是舊時代的老屁股，光是佔有六成市占的八大公股行庫，內部高層就是由俗稱的「財金幫」壟斷；金融機構整併的問題，儘管經歷兩次金融改革，整體金融家數仍然太多了，小而多的金融機構不只是管理不易，也無法幫助台灣面對全球的大競爭。
更糟的是，台灣這兩大問題長年未解，還造成外資對台灣投資信心下滑，最有名的案例就是「台新彰銀案」，政府引進台新資金解救彰銀，事後卻反悔阻止台新彰銀合併，而因為台新彰銀合併失敗，居然導致外資憤而控告財政部，事發至今也未見當年阻撓的公股高層或者財政部官員出來道歉。近年來台灣民營金融業者不斷提升服務品質獲得外資肯定，算是稍微挽回顏面，然而公股銀行卻老是出包，甚至有兆豐銀行被美國重罰57億的醜聞。 （相關報導： 銀行家觀點》後LIBOR時代的金融市場新課題 ｜ 更多文章 ）
政府改革牛刀小試，戰略主菜才正要下鍋
「威權時代的管制包袱」與「小而多的金融機構」這兩大包袱，歷經扁政府、馬政府時代已經有諸多產官學界的討論，蔡政府上台後也知道這個問題，因此上台之初，請來財經專業見長的林全擔任閣揆。但林全的改革著重在財政，稅改、年改、財劃法等政策方向都是林全內閣定下與推動的。剛上台的蔡政府對於盤根錯節的財金幫政商共生結構，可說是束手無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