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張北海本名張文藝，生於北京，1949年隨家人移居臺灣，就讀於臺灣師範大學，1962年到洛杉磯繼續深造，1972年因工作遷往紐約，定居至今。他是很多華人對紐約認識的起點，他寫了三十多年紐約，《人在紐約》《天空線下》《下百老匯上》，只寫了一部小說，是本關於1930年代老北平的《俠隱》。
這篇文章是《東方早報·上海書評》趁張北海2016年三月到訪中國時作的訪問，當時導演姜文已經公開將改編《俠隱》，這個消息轟動了華語媒體圈，上海書評記者馬睿就從張北海放下多年熟悉的紐約忽然寫起北京聊起。
《澎湃新聞》記者馬睿：談紐約之前，先談談北京吧。您是1936年出生在北京的，1937年，北京就迎來了「北平時代」的最後一年。現在看這個出生年，是個蠻有意思的時點，1936年也是《俠隱》開始的時間。用小說裏的話說，「北平也不是他的家」，您為什麼會對北京（而不是成長的臺北和生活的紐約），傾注那麼多心血？
《俠隱》作者張北海：我在《下百老匯上》自序中說，「四分之三世紀下來，我走過了兩個時代，兩個文化，和那八千里路雲和月。」當然，這裏說的兩個時代指的是「大時代」（民國建立經抗戰、內戰至今）。但是在個人成長過程中，大時代之下還會出現對當事人具有意義的一個個「小時代」。
我第一個這類小時代是我的童年期，也恰好是從抗戰到內戰，之後固然還有一連串這類小時代，像五十年代的臺北、六十年代的洛杉磯，以及之後的紐約至今，但我已逐漸長大成年，現實過於真實，更難有幻想。但老年還是可以做夢，這麼看的話，也不妨說《俠隱》是一個千古文人的俠客夢。
這也或許是為什麼王德威教授會在《俠隱》序文中有這句側面評語，「是在這裏，回憶與虛構相互借鏡，印象與想像合而為一。」
至於「傾注那麼多心血」，我相信這是任何寫作者都需要傾注的心血。但與此同時，為了寫一部寫實性小說，並以「老北京的消逝」為另一主題，那就更必須在求實方面多作點功課了。
馬：《俠隱》裏寫吃，中餐西餐宴席涮羊肉，味道嵌在故事裏，會讓人忍不住想起唐魯孫們的北平味道。就像去年冬天，北京下了很多雪後，不斷有人感慨，一下雪，北京就像北平了。您為了寫《俠隱》當時也做足了北平的材料，寫北平風物的書和人，給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些？
張北海：開始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我已退休，《俠隱》出版後，曾有網路評語說，這「是給老北京的一首輓歌」，我也願意這麼想。
閱讀書寫北平風物的書和人，對我認識當年的面貌，至及小說寫作的幫助很大。其中，我最關注的是淪陷前後困守古城的二十九軍將領，他們都是小說時代的歷史人物。同時，他們也都是我父親的朋友，不少是我的「叔叔伯伯」。
一段往事，我在二十九軍撤退圍城北平的一段敍述中，特別提到一個人名字，一位盧溝橋炮火中倖免死亡的少壯軍官——吉星文，他後來隨部隊到了臺灣，1958年，他已升為少將師長，守防金門。「八二三」炮戰期間，我曾以廣播記者身份戰地訪問，只因沒有及時搭上母艦最後一艘遭擊沉的登陸艦，而未葬身羅灣，但吉星文將軍，卻在對岸炮轟之下陣亡。
至於書中的吃喝，我只能說，所提到的大部分都是我從小吃大的，北平淪陷之前和初期，政府人員和一些有能力的家庭都逃難去了大後方，但當時北平仍有一百五十多萬人，他們只能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掙扎著過日子。然而，為時八年的淪陷期間，北平市民還是要買菜吃飯，老百姓去老百姓的小吃店，有能力的上「東來順」、天津的「起士林」，日子好歹總要過。
馬：讀者對《俠隱》的讚譽之一，是語言好。這讓人想起這兩年很熱門的一部滬語小說《繁花》，它向讀者展示了用滬語白話描寫上海的可能。在新一代越來越少講本地方言的今天，語言的豐富性減少是否也在相應縮小表達的空間？以及，說到語言，聯合國的翻譯工作對您的中文寫作有幫助嗎？
張北海：這個問題最好請教專家。我只能說，語言文字是活的，永遠在變，至於「變相縮小表達空間」，我覺得一定不是「語言的豐富性減少」。上一代的豐富性減少，總會被下一代的豐富性填補，主要還是看新世代在新語言文字的條件下，如何不受限制地發揮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就方言來說，香港至今還有人在寫只有老廣看得懂的粵語方塊文章，但《繁花》的滬語敍述，我相信一般讀者都還可以接受，可是今天有幾個人還看得懂《海上花》？
聯合國翻譯工作對我的中文寫作是有些影響，這篇訪談中一定會有一些例子，但對我來說，它一方面讓我有機會熟悉外交和國際官僚語言，還同時擴充了我對文字的感受。
馬：為什麼《俠隱》之後不再寫小說？有一種說法是，「俠」和老北京都消逝了，您要給自己畫個句號？您的北京和今天的北京是怎樣的關係？現在可以回答（幾年前無法回答的）「新北京的靈魂在哪裡」這個問題了嗎？
張北海：我的北京是我天真童年的北京，今天的北京是我現實老年的北京，是我只能去吃喝、看朋友、辦點事的北京。
至於「俠」和老北京都消逝了，是否要給自己畫個句號，我覺得這麼說倒是很可愛，只是太瀟灑了。但就小說另一主題「俠之總結」而言，那與其說是給自己畫個句號，不如說是我在設法打開一道門。
《俠隱》2000年在台灣出版後，我曾如此回答某報副刊編輯一個提問，「至於是否可能把『燕子李三』這類型人物移到二十一世紀，使中國的想像空間出現一位當代遊俠，我認為絕對可能。這是一個仍在尋找作家的好題材。」
馬：您一直在關注國際大都會的演變，放在和台北、上海、北京的比較視野裏，您覺得哪些是定義紐約的關鍵字？為什麼？
張北海：國際大都會有很多共同之處，如果要我用一個名詞來界定紐約，那多半是當年荷蘭留給紐約後代的遺產——「容忍」。
馬：紐約的氣質也是在變化的吧？您說過，1960年代有它的陰和陽，陰陽兩方面有一個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在以桑塔格為代表那批紐約知識份子凋零的今天，還在嗎？
上海書評：1960年代到1990年代，出現在紐約蘇荷區的人，今天在文藝領域，都頗有影響力：韓湘寧、夏陽、林懷民、陳丹青、羅大佑、李安……這個時段，有沒有形成像Bloomsbury那樣的「紐約華人文化圈」？
張北海：沒有。在不減損當年紐約蘇荷那些華人藝術家朋友的成績和成就的前提下，再看Bloomsbury group，男性成員幾乎都是劍橋出身，都是社會中上階層精英，有些還有爵位。作家小說家就有Leonard Woolf及夫人Virginia Woolf，歷史學家Lytton Strachey，經濟學家John Maynard Keynes，藝術家Vanessa Bell等，不是大師也是名家，都有影響極深遠的著作和創作。
如果要在紐約找一個類似的群體，我看只有Susan Sontag所屬的二十世紀中的「紐約知識份子」。
至於「蘇荷時代」，我也只能稱之為一個短暫的「蘇荷現象」，而就連這個「現象」，今天都難以再現。
馬：您曾以大事記的方法寫過1970年代的美國，今天如果用這種方法寫近十年的紐約，會怎麼寫？
張北海：我那時還不算太老，才有那份心境，而今天，又老了好幾十歲不說，二十一世紀可是從一個恐怖慘痛的「9·11」開始，很難再有輕鬆好玩的心情了。
馬：套用出版社宣傳語的那個「張北海你無法複製」的敍事結構，您出生時的懷錶是張自忠送的，您是北京美國學校小學部最後一屆畢業生，台北美國學校初中部第一屆畢業生，高三到大一又跟著葉嘉瑩先生學中文。您那會兒的美國學校和今天的國際學校像嗎？這段「只有一個半人有過共同經驗」的受教育經歷對您的影響是什麼？
張北海：首先讓我做個更正。那個Omega懷錶是馮玉祥送的，不是張自忠。
當年北京和臺北的美國學校是美國教育制度的延伸，只要是為了不使美國駐華公務、外交、商務、宗教、文化和個別美國家庭子女的母語教育中斷，但也收當地學生。今天世界各地的國際學校，以我兒子在內羅畢就讀的國際學校為例，是為了所有駐肯亞首都的東西方國家子女，因無法就讀以斯瓦希裏語（Swahili）授課的當地中小學而設立的，且按照美國學校的教學方式以英語授課，也收當地學生。
就讀美國學校，對我來說，是很早就接觸到一個外國語文，認識到中國以外還有一個更大的世界，但又不如今天中國大陸來美的小留學生徹底，美式教育也比較偏重啟發學生思考。
我記得五十年代初，台北美國學校英語課老師講解正式辯論（正與反，pro and con）。她出了一個題目，要我們準備下星期抽籤辯論，題目是「論中國加入聯合國，正與反」。我回家請教父親，他聽完苦笑，「只有你們美國學校可以談這個問題。」我不記得抽到的是正還是反，贏了還是輸了。反正二十年後，我和中國同時加入了聯合國。
馬：還有一個問題有關教育，您退休後到紐約大學做了五年學生，選修有關紐約歷史的課程。可以談談這段經歷嗎？
我頭幾年選的幾門都是關於紐約四百年歷史的課，從十七世紀荷蘭殖民到二十一世紀「9·11」災難。以後選的，則比較多方面的專題課程，像紐約的建築、都市的發展、規劃和基礎設施，有關紐約的十九世紀經典小說，以及十九世紀三個國際大都會（倫敦、巴黎、紐約）的現代化……
然而，儘管我上了這些課，也在這座城市生活了四十多年，還寫了些相關的文章，但深深知道紐約是個大碼頭，我只能拜，同時也自知，「任它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瓤飲」。
馬：最後還是忍不住問一個關於電影的問題。您看過姜文之前的電影嗎？印象最深是哪部？《俠隱》之後，關於這部電影的採訪突然多了起來，您喜歡接受採訪嗎？
張北海：是在姜文買下《俠隱》版權之後，才看了他早期執導的三部電影，都非常讚賞，但印象深刻的是《太陽照常升起》，這部電影讓我感到姜文是個敢冒險嘗試的導演。
＊張北海本名張文藝，2000年寫出長篇現代武俠小說《俠隱》，讓各界吃驚，他在北京拆胡同建環道最激烈的時代，以這本書向「消逝的老北京」致敬，轟動影視圈爭取改編，最後由姜文改編執導，2018年上映，片名更為《邪不壓正》(Hidden Man)。馬睿則為《澎湃新聞》記者。原文「專訪張北海：《俠隱》是致敬父輩的抗戰，尤其二十九軍將領」刊於《澎湃新聞》。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