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以來，全世界範圍內已有2500多名記者遇害。周四（5月3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媒體權益組織警告，記者因本職工作被襲擊的事件越來越多。對於記者們來說，本周一是慘重的一天。有10名媒體人在阿富汗的兩起獨立事件中喪生。
喀布爾發生自殺式爆炸事件後，記者到現場報導災後事宜。然而，15分鐘不到，偽裝成記者的第二名襲擊者來到現場，引爆了炸彈，導致9名記者和攝影師死亡，另有多人重傷。所謂的「伊斯蘭國」（IS）組織宣稱犯下了這兩起爆炸事件。
同一天稍晚，艾哈邁德‧沙赫（Ahmad Shah）在霍斯特（Khost）地區發生的另一起獨立襲擊中遇害。兩名身份不明的武裝分子騎著摩托車槍殺了這名29歲的年輕人，而他當時正在熟悉的街區騎車回家。
國際記者聯盟（IFJ）稱，最近的這兩起襲擊使得2018年記者遇難人數上升到32人。根據該組織的統計，這比去年1月1日至5月1日的死亡人數多了三分之一。那麼，如果拿最近的襲擊事件做參考，記者們是否正處於日益危險的境地？
十年來的低值
國際記者聯盟追蹤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遇害、被捕和失蹤的記者人數。他們的數據還包括其他的媒體工作者，例如助理、翻譯和司機，並對死亡情境加以區分：是死於交火,針對性的襲擊，還是完成危險的任務途中。
根據該組織的統計，在2017年，共有82人死亡，這是十年來死亡人數最少的一年。
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到21世紀初，每年的死亡人數呈總體增長的態勢，但每年的死亡人數並未超過100人。
分析師說，數據的波動反映了衝突的時間。
早在90年代中期，由於阿爾及利亞，前南斯拉夫和盧安達接連發生內戰，數字開始猛增。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打響後，死亡的人數持續增加。2006年死亡人數最多，達到155人，其後的2007年，死亡人數達到135人。
分析人士說，去年下降的數字並不能讓顧慮減少，因為導致記者遇難的原因發生了轉變。「隨著IS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崛起，記者因為他們的身份而遭到襲擊。」保護記者委員會（CPJ）的羅伯特·馬奧尼（Robert Mahoney）說。 「他們並非在交火中喪生，而是被故意襲擊。」
2012年起，高調的針對外國記者的綁架和斬首，導致了眾多新聞機構政策的轉變：越來越少的記者被送入危險地區。馬奧尼說，因此，本地的記者和媒體人員在致命襲擊中就「首當其衝」。
戰地之外
多家媒體權益組織稱，在2017年遇難的大多數記者和媒體人，多是因參與調查政治腐敗和有組織犯罪而遭到謀殺。「過去的六年，對於記者是非常危險的一段時期，」保護記者委員會副執行理事馬奧尼說。 「許多記者不是死於衝突，而是被謀殺，並且是因為工作而成為目標。」
馬奧尼指出，菲律賓、俄羅斯和墨西哥是去年對於記者來說最致命的非戰爭國家。
國際記者聯盟人權與安全主管歐內斯特·薩加加（Ernest Sagaga）稱，雖然阿富汗和墨西哥武裝團體的目標可能不同，但他們在打擊和壓制記者上採用了相同的戰略。
儘管最近的一些案例，如調查馬耳他和斯洛伐克腐敗醜聞的西方記者遭到殺害，引發了大眾的關注。但馬奧尼說，這只是冰山一角。「有時候他們會找來槍手或者僱傭刺客，」保護記者委員會發言人說，「但我們認為最沒有損失的是真正的兇手，也就是下令的人沒有被繩之以法。」
被捕入獄
記者的遇難人數可能是衡量媒體人在報導時面臨多少危險的有力數據，不過，這並非他們面臨的唯一威脅。
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的數據，2017年也是近三十年來，記者被捕人數最多的一年，共有262名記者身陷囹圄。
國際記者聯盟的數據只追蹤了每年12月1日在監獄裏的記者人數，真實數字可能會更高，因為年度統計數據並未考慮其他時間被關押和釋放的人數。
「入獄一直都是一種恫嚇，」薩加加解釋說。「它讓那些在監獄裏的人閉嘴，並恐嚇那些在外面報導的人。」
記者因工作被捕人數最多的國家是：土耳其73人，中國41人，埃及2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