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共鬥作為政治言說成為社運的一階段，但是日本目前的出版物大多為強調「自我存在的確認」為全共鬥運動的原因。
那麼，全共鬥為什麼作為政治運動被言說呢？
2003年，東大教授上野千鶴子認為全共鬥一場表現異見的新社會運動。
1969年1月至2月，解除東大，日大的街壘封鎖之後出現一個出版潮。
其主要特徵如下：
突破了「戰後民主主義」、「校內改良鬥爭」的框架，成為一種新的鬥爭。「戰後民主主義」已經成為一種支配體制。在國家這一層面上，表現為形式上的議會制民主主義，大學校內則表現為「波茨坦自治會」的民主主義、無抗爭意志的大多數壓迫具有抗爭意志的少數。而完善並修補這種體制的正式墮落為體制內在野黨的社會黨、共產黨以及只有「進步發言」而無「進步行動」的「進步文化人」。他們成為對現行體制無害的所謂「民主勢力」。特別是高唱「和平民主主義」、「大學民主化」，敵視全共鬥。將鬥爭阻擋到「校內改良」層面上的「民青」，則更應該憎惡。大學一邊散佈「大學自治」的幻想，實際上在教授會的獨裁統治下，由產學協同勾串一起成為製造適應資本主義社會的中、高級勞動者的教育工廠。
標榜的「學問中立與自由」，實際上是為資本主義體製作貢暫的學問，遮蓋對現行體制無害研究的「無花果葉子」。
現行體制正是在越戰協力中獲得暴利而維持經濟成長，正在邁向帝國主義，因而必須「解體帝大」。作為帝大一員的教師與學生應該意識到自己已經成為人民的對立面，加害者，從而否定自我。要否定自我，必須起來參加鬥爭。
因此擺在帝大師生面前的只有兩條路，選擇成為現行體制的擁護者呢，還是起來鬥爭？這是自我否定運動的核心。
教授與學生的關係，已經變質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對等的「互動對話」已經不可能，因此，代表權力者的大學當局同全體學生之間，只有通過「大眾團交」而對話。
全共鬥是一場具有抗爭意志的個體參加的運動，而不是金字塔式的等級制度運動、有自由參加討論的方式決定鬥爭方針。因而與上意下達的共產黨組織方式完全相反。
「大眾團交」取而代之「議會制民主主義」、「波茨坦自治會」。是直接民主主義的實踐。
全共鬥與六十年代安保鬥爭相異。安保鬥爭未對「進步文化人」「大學自治」質疑過。全共鬥運動學生愛讀書是吉本隆明的《共同幻想論》。
川本三郎這樣總結全共鬥運動：對全共鬥學生而言，「大學改革」這樣具體的主題並不重要，因為這屬於實用技術層面。更重要的是對自身生命方式的懷疑。比起「大學怎樣改革」等現實層面的問題，「你是誰？」這一實存哲學問題與生命的理念問題更迫切。換而言之。學生們將詩性的語言置於政治語言之上。因此，全共鬥終於成為永無終點的永久質疑運動。在現實上成為預感敗北的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川本先生這個概括並不適合日大鬥爭。但是全國全共鬥模仿的是東大全共鬥運動的模式。「你是誰？」。自我探求優先於現實層面上的問題解決。
＊作者現任教於日本神戶大學。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日語譯有《從天安門到08憲章》、《殺劫》等，漢語有《這條河，流過誰的前生與後世》《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革大屠殺實錄》（合譯）。本文為作者應邀於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思沙龍」以〈日本：1968的思想與行動探索〉為題的演講完整版（之三）。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