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共鬥運動的尾聲
1969年以後運動的長期化導致倦怠。設置路障、街壘的結果導致運動的孤立無援。
1969年全國全共鬥的結成預示了這場鬥爭的終結。因為全國全共鬥是「無數個派閥的野合」。「越平連」的活動家栗原幸夫說：「對於大多數人來說，1972年的連合赤軍事件象徵六十年代的終章。實際上全國全共鬥的結成，已經象徵了其終結、因為，自立的新型的運動變質成舊有的黨派政治運動，各派內鬥開始，武鬥主義的流行的開始。」
1968年後期到69年，運動在量上擴大、質上衰退。再未獲得68年1月佐世保鬥爭時的輿論支持。尤其是69年末阻止佐藤首相訪問越南，動用棍棒、火焰瓶。進入七十年代更是武裝鬥爭，內鬥激化。1968年10月國際反戰示威遊行中400人被捕。
1969年4月28日沖繩日鬥爭以占領霞關為目標，938人被捕，（東大，日大各一百人）失敗。
1968年11月在羽田機場附近與員警沖突中1940人被捕
街頭鬥爭連敗。棍棒與頭盔時代結束。
1969年夏，以創設軍隊，武裝鬥爭為手段的赤軍派出現在全國全共鬥結成大會上。
1969年8月，國會制定了《關於大學運營的臨時措施法》，員警開始更積極主動地介入校園。
1969年9月，東大全共鬥議長山本隆義被捕。
全共鬥運動被逼入更加嚴峻的狀態。京都大學全共鬥領袖瀧田修自1970年起支持運動武裝化。主張全共鬥運動要舍棄「自然成長性」，要有「目的性」，進而成立「具體組織」，要「充滿活力地拿起武器」。以後，運動逐漸失去大眾的支持。
東大全共鬥與日大全共鬥不同之處在於：
第一：東大為大學院生與年輕助手領頭，他們本來是未來大學的研究者或者教授。東大全共鬥議長山本隆義當時是物理係博士三年級學生。為適應經濟成長的需要，六十年代理科生增加了兩倍。1968年，東大本科生一萬三千人，院生四千人。理科以研究室為單位，所謂「日本社會最封建的地方是相撲屋與東大的研究室」。比如公害調查，都是理工科學生去做調查，因而熟知內情，對之抱有疑問，不願意成為加害者。東大鬥爭發端於醫學部畢業生身份保障問題，本來不像別的大學一樣能引起更多的學生共鳴，卻引起理工院生與助手的共鳴。
日大在鬥爭中沒有否定民主主義，學生本是是民主之子。但是東大從否定「自治會民主」到批判「戰後民主主義」。
東大全共鬥沒有面向一般市民。沒有傾聽勞動者訴求。作家安岡章太郎說，聽到廣播裡派閥活動家用晦澀的左翼政治演說語言聲嘶喊叫，開始以為是神主的祈禱文或者念經。
記者曾經問山本義隆為什麼沒有勞動者支持，山本答，那是總評以及既存的勞動者的日和見主義的責任。
東大全共鬥高舉的「主體確立」、「自我否定」、「全學封鎖」，派閥內鬥暗結心機，無止境追求社會變革未能獲得社會同情。道德至上主義為東大全共鬥特徵。
1969年9月號《世界》，在東大全共鬥運動現場實施一個問卷調查，你認為「東大鬥爭」目的何在？這是一個復選題，各項所占的比例如下：「確立自身的主體性」占41.7%。「自我改造」31.7%，「瓦解現行教育制度」27.2%，「探求思想的根源」25.6%，「表達反體制的意志」25%。
這也是日本學生運動具有的歷史特徵。比如東大醫學部提出，首先必須自問，「大學何為？我們的研究何為？為何要當醫生？現成的研究體制是否成為體制幫兇的一部分？」然後自我否定。柏崎千枝葉1969年《手記》記載：與國家權力的對決，首先要與巢食於自己內心的權利意識作鬥爭。龥「東大解體」，首先要解體自己內心的「東大」。之後，「解體內心的越南」。「內心深處潛在的歧視」等流行於全共鬥學生之間。成為「尋找自我」的一環。
全共鬥敗北之後，日大一萬名學生退學。而東大只是少數，絕大數回歸校園。也就是《挪威的森林》中描述的「忙不迭地鑽到什麼三菱商事、什麼東京廣播局、什麼IBM公司、什麼富士銀行招一份差事，討一個壓根兒沒讀過馬克思的老婆，挖空心思給孩子取一個玄而又玄的名字．至於粉碎產學同體，簡直笑得掉眼淚」。
日本全共鬥的重要特徵——高中生的全共鬥
東大全共鬥給各地大學和高中很大的影響。自我否定-大學解體，造反有理，對大型自治會的批判，鐘臺玉碎等問題了一系列理論，被各地大學與高中模仿。1969年秋天。高中的全共鬥運動遍及全國。關於高中生的學運，記載的文字不到大學的1%。其中村上龍的小說後改編為電影的有：《69》、漫畫《共犯幻想》，森田健主演的《高中流離派》等。
早在六十年代就流行「教育媽媽」這個詞。1962年《朝日新聞》投稿欄目中有這樣一首孩子的詩：
代數考、漢字考、作文考、學力考、全校考、考、考、考。
無窮無盡無休息
考考君，讓我歇一會兒吧
我真的考累啊
到1960年，高中升學率為50%。六十年代初、高中的「團塊世代」是日本歷史上空前的「國民皆考」世代，每個人都被「高考戰爭」壓抑。
1967年的流行詞為「三無氣質」， 「登校拒否」。1968年《朝日週刊》刊登一位中學生來信：反對戰爭是人類的義務，世界人民的責任，難道我們中學生不是世界人民嗎？難道回到了軍國主義的時代嗎？大學全共鬥敗北之後，高中生對大學自治與大學自由更是傷心絕望，不如行動起來挺而抗爭。
高中沒有「大學自治」這樣的護身符，短時間內被鎮壓，參加運動的學生立即被退學。
大學全共鬥的精英們紛紛在運動期間或者之後撰文著述。粉飾自我，而很難聽到高中生的「肉聲」。
高中的學運在日共領導下自五十年代就存在。第一次羽田鬥爭死亡的山崎博昭在京都大學入學之前，就參加過反戰高協運動。
1968年，高校生在安田講堂前結成「10.21鬥爭高中生實行全國委員會」，約有60所高中代表兩百人參加。
1967年到1968年，頻發「畢業典禮叛亂」。大阪府立市岡高中的學生因家長會徵收資金不明，占據校長辦公室。
1969年8月，靜岡縣掛川西高中11名學生被捕。東京都內名門高中青山高中成立高中全鬥委，後改名為全共鬥。學生封鎖教室，設置路障。築街壘長達三周。學校導入250人機動隊，逮捕投石抵抗的學生。
儘管全國各地都發生高中封鎖、集會、遊行，但都在文部省的強硬姿勢以及各地教委的壓力下，加之高考這一最大的現實壓力，高中生的造反只持續了三個月，到12月已經基本「鎮靜化」。
筆者采訪到的一位當年高中全共鬥的日本某公司社長，他說，當時高中生高呼「粉碎高考體制」，反對「高考教育」口號，而後大家都乖乖地考上大學，進入體制，當小確幸。他承認自己是「非行少年」的一員。但指出，今天的日本表面上風平浪靜，但失去抗爭勇氣的少年只好將壓積鬱於心，「校霸」、「不登校」，自殘行為，正是「現代之不幸」。
當時東京教育大學農學部附屬駒場高中生，現在明治學院大學的四方田犬彥教授的《革命青春－－高校1968》（黑眼睛文化出版公司，詹慕如譯）便是一本「騷動而孤獨的青春赤裸記錄」。
團塊世代參加過全共鬥的運動的，只占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五
即所謂象徵「六八」的學生或市民團體的抗議或集會，表面上轟轟烈烈，其實並沒有集結那麼多人。團塊世代參加過全共鬥的運動的，只占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五。換而言之，並未獲得成年人的支援，也未獲得同時代大多數的支援。
參加反越戰的，除了學生和市民之外，還有許多事工會組織的。帶動日本「六八」全共鬥學運的是市民團體「越平聯」。
「越平連」之意是：「給越南以和平！市民聯合」。它是日本市民運動的源流。由具有戰爭體驗的一代日本作家、學者、電影人號召下成立於美軍轟炸北越的1965年。1973年美軍從越南全面撤退後的第二年（1974年）解散。大江健三郎提出「為什麼戰前戰中的日本知識人沒有對抗與超越國家主義」這一問題稱這一代為「悔恨共同體」，為共有新生道路而行動。這是市民運動由金字塔型轉為網絡型的開始。
全共鬥作為政治言說成為社運的一階段，但是日本目前的出版物大多為強調「自我存在的確認」為全共鬥運動的原因。
那麼，全共鬥為什麼作為政治運動被言說呢？
2003年，東大教授上野千鶴子認為全共鬥一場表現異見的新社會運動。
1969年1月至2月，解除東大，日大的街壘封鎖之後出現一個出版潮。
其主要特徵如下：
突破了「戰後民主主義」、「校內改良鬥爭」的框架，成為一種新的鬥爭。「戰後民主主義」已經成為一種支配體制。在國家這一層面上，表現為形式上的議會制民主主義，大學校內則表現為「波茨坦自治會」的民主主義、無抗爭意志的大多數壓迫具有抗爭意志的少數。而完善並修補這種體制的正式墮落為體制內在野黨的社會黨、共產黨以及只有「進步發言」而無「進步行動」的「進步文化人」。他們成為對現行體制無害的所謂「民主勢力」。特別是高唱「和平民主主義」、「大學民主化」，敵視全共鬥。將鬥爭阻擋到「校內改良」層面上的「民青」，則更應該憎惡。大學一邊散佈「大學自治」的幻想，實際上在教授會的獨裁統治下，由產學協同勾串一起成為製造適應資本主義社會的中、高級勞動者的教育工廠。
標榜的「學問中立與自由」，實際上是為資本主義體製作貢暫的學問，遮蓋對現行體制無害研究的「無花果葉子」。
現行體制正是在越戰協力中獲得暴利而維持經濟成長，正在邁向帝國主義，因而必須「解體帝大」。作為帝大一員的教師與學生應該意識到自己已經成為人民的對立面，加害者，從而否定自我。要否定自我，必須起來參加鬥爭。
因此擺在帝大師生面前的只有兩條路，選擇成為現行體制的擁護者呢，還是起來鬥爭？這是自我否定運動的核心。
教授與學生的關係，已經變質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對等的「互動對話」已經不可能，因此，代表權力者的大學當局同全體學生之間，只有通過「大眾團交」而對話。
全共鬥是一場具有抗爭意志的個體參加的運動，而不是金字塔式的等級制度運動、有自由參加討論的方式決定鬥爭方針。因而與上意下達的共產黨組織方式完全相反。
「大眾團交」取而代之「議會制民主主義」、「波茨坦自治會」。是直接民主主義的實踐。
全共鬥與六十年代安保鬥爭相異。安保鬥爭未對「進步文化人」「大學自治」質疑過。全共鬥運動學生愛讀書是吉本隆明的《共同幻想論》。
川本三郎這樣總結全共鬥運動：對全共鬥學生而言，「大學改革」這樣具體的主題並不重要，因為這屬於實用技術層面。更重要的是對自身生命方式的懷疑。比起「大學怎樣改革」等現實層面的問題，「你是誰？」這一實存哲學問題與生命的理念問題更迫切。換而言之。學生們將詩性的語言置於政治語言之上。因此，全共鬥終於成為永無終點的永久質疑運動。在現實上成為預感敗北的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川本先生這個概括並不適合日大鬥爭。但是全國全共鬥模仿的是東大全共鬥運動的模式。「你是誰？」。自我探求優先於現實層面上的問題解決。
＊作者現任教於日本神戶大學。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日語譯有《從天安門到08憲章》、《殺劫》等，漢語有《這條河，流過誰的前生與後世》《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革大屠殺實錄》（合譯）。本文為作者應邀於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思沙龍」以〈日本：1968的思想與行動探索〉為題的演講完整版（之三）。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