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關鍵》從香港、新加坡到上海，「確診病例死亡率」如何影響新冠防疫策略

在Omicron變種病毒的侵襲下，上海封城已逾一月。2500萬市民經歷了不同程度的物資短缺、求醫困難及心理問題後，對嚴格封控的不滿情緒充斥網絡。

中國官方到主流媒體反覆強調，從香港在二三月的死亡率來看，Omicron遠非「大號流感」，需要嚴肅對待，保護脆弱人群，不能「躺平」。

從上海目前的數據來看來看，這波Omicron疫情死亡率甚至低於流感，卻實施了代價高昂的嚴厲封鎖措施。很多民間的聲音提出質疑，到底是上海的新冠死亡率統計有問題？還是沿襲已久的嚴厲清零措施確實到了該調整放鬆的時候？

死亡率為什麼重要？

「評價一個國家是否可以走出疫情，以及醫療資源是否充足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確診病例死亡率（CFR）。」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在近期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這個指標在Omicron時期要予以特別考慮。

同樣在博鰲論壇，新加坡衛生部長王乙康表示，要挽救生命，也要保住民生，很多國家都在做出艱難的平衡。

「所有措施都要以科學為基礎，當新的數據、新的研究結果出現的時候，當我們發現早些時候做出的決定可能不恰當的時候，就會調整立場和政策，並且向公眾說明調整理由。」王乙康介紹，現在新加坡的關注重點發生了變化，就是要確保醫療系統有足夠能力來應對那些可能出現的重症，確保整個運轉是穩定的，醫院是開放的，社會經濟的設施還能夠運行。

很多國家都做出了與新加坡類似的選擇，重要的依據就是，Omicron變種的死亡率顯著下降。

即便在中國，這種下降也體現在統計數據中。Omicron變異株流行以來，與早期武漢疫情期間有重大差異，當時新冠肺炎病死率最高的時候達5%以上。上海4月28日新增死亡52例，已連續13天出現死亡病例，合計337例，目前來看病死率為0.0607%（337例死亡病例/555352例總感染人數）。

而全球流感的平均病死率為0.1%。

死亡率的地區差別

既然在上海的統計結果中新冠死亡率顯著低於流感，那麼為何還採取幾乎是全球最嚴格的封城措施？

官方的表述是以香港為戒，現在的低死亡率是嚴格控制的成果，如果控制不住，醫療資源造成擠兌，死亡率則會遠高於現狀。

中國衛健委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近期表示，Omicron絶對不等同於大號流感。梁萬年說，全球的流感平均病死率為0.1%，而Omicron變異株的病死率在香港卻高達0.75%，約為流感的7到8倍，「老年人群特別是80歲以上的老年人群（新冠）病死率超過10%，是普通流感的近百倍。」

香港目前統計的新冠死亡率的確很高，不僅高於內地，也顯著高於新加坡和英國等地——截止4月23日香港第五波疫情死亡率維持0.76%。在老年群體方面，香港卻和上海情況類似，新冠死亡率遠高於總體平均水平，但主要原因被認為是疫苗注射比例相對很低。 （相關報導： 拜登「中國政策」有何重點？華府如何打贏美中「世紀競爭」？《外交政策》重磅專文解析 ｜ 更多文章 ）

紐西蘭仍是全球新冠病死率最低的國家之一，過去四個月的病死率僅為0.07%；亞洲疫情較為嚴重的韓國，韓聯社在3月25日的報道中稱死亡率為0.13%。這意味著，香港的死亡率是紐西蘭的十倍，是韓國的近六倍。

統計標凖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香港的新冠死亡情況真的比紐西蘭嚴重十倍，比韓國嚴重六倍。張文宏也指出這一現象背後的問題，「在不同的地區，即使是醫療資源比較相似的地區，例如香港、新加坡和上海，病例死亡率也都存在很大的差異。」

他表示，這就需要更加深入地去理解，如何計算在Omicron大流行期間的病死率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流行病學榮休教授唐金陵認為，香港疫情高峰時，檢測能力有限，導致實際感染人數，要遠遠高於現在報告的確診數字。也就是說，病死率的分母被低估了，從而導致了病死率的高估。

香港的抗原檢測申報平台直至3月7日才開通，導致此前很多經抗原檢測陽性確診的感染者，大部分已康復。此外還存在一些人即使抗原檢測結果陽性也不願申報的情況。

目前香港官方統計第五波疫情感染數為118萬例左右。唐金陵認為，估計香港的感染總數約是報告的4倍，應該是400萬以上。香港大學微生物學教授袁國勇就表示，香港感染新冠病毒數字在150萬至400萬人之間，估計可能有約250萬人已受感染。

無論出於上述哪種估算，香港計算病死率的分母都可能存在低估。

此外，分子的計算也有不同。就香港而言，香港是死者只要首次陽性樣本收集日期的28日內死亡，就計入新冠死亡病例，而不會區分究竟是死於新冠，還是死亡時伴隨新冠感染。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因高處墜下離世的死者，由於驗出新冠病毒陽性，也會計算到新冠死亡病例中。

然而，上海在計算新冠死亡病例時定義的標凖很嚴。

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病毒學家金冬雁金冬雁向BBC中文表示，按照中國慣常的做法，如果病人不是因為新冠病毒直接致死，這名病人的個案就不會被視為與新冠病毒有關。他認為，目前公布的數字反應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混亂與調整

不過，中國似乎也在調整對於新冠死亡病例的定義。兩年前，武漢的死亡病例的描述中多伴有「嚴重呼吸困難」的描述，最近公布的吉林和上海的死亡病例中則大多描述為由基礎病致死。

張文宏本周則向中國媒體透露，一些死亡病人患有較為嚴重的多髒器功能不全，他們雖然感染新冠，但肺炎症狀不重，現在會被計算到新冠死亡病例中。

這一說法尚未得到更多來自中國官方的印證，但如果此言不虛，那就意味著中國新冠死亡病例的認定標凖正在調整——以前計入的前提是必須新冠引起嚴重肺炎，現在一些由基礎病致死的新冠感染者也被算入。

儘管如此，中國內地仍然比香港的認定範圍更窄。

安邦智庫創始人陳功向BBC中文表示，死亡率當然關係很大，中國政策的合理性，就建立在死亡率的數字之上。問題是，這是一個非常混亂的問題，它不是有著統一口徑、有著標凖條件的數字，世界各國包括中國，死亡率計算體制都存在著問題。 （相關報導： 拜登「中國政策」有何重點？華府如何打贏美中「世紀競爭」？《外交政策》重磅專文解析 ｜ 更多文章 ）

「對於中國的政策選擇，一方面要看到中國的死亡率的確受到了控制，死人少，不是壞事，是好事。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政策選擇的成本非常高昂，代價很大。如何評估才客觀，恐怕今後很長時間才會在這些問題上形成共識。」陳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