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憑什麼》選摘（3）：決定歷史發展的絕對不是英雄

一定會有的問題：人怎可能不重要呢？本書寫到很多英雄，也有幾位狗熊，還有他們的理念與鬥爭。難道到頭來這些都不重要？

說重要，但其實也不重要。人都有自由意志，我也一再強調，人的選擇的確可以改變世界。只是，大多數的選擇並不會對世界造成多大改變。舉例，我可以決定停止寫書，辭掉工作，成為採獵者。這當然會造成改變。我會失去房子，我對採獵所知甚少，因此可能食物中毒或餓死。我身邊幾個人會大受影響，更多人亦會小受影響。你現在可能必須讀別本書。但是世界還是繼續運轉。我做的任何決定，都改變不了西方主宰世界這事。

當然，如果幾億美國人也決定離開朝九晚五的工作，改去採獵，那麼我怪異的個人決定就會從一己之瘋狂轉變為群眾（但依然怪異）運動的一部分，這樣的確會改變世界。例子有很多。二戰結束時，五億婦女曾決定比母親早婚，生更多子女，因此造成人口飆升。三十年後，她們的十億女兒輩卻做出相反決定，造成人口增長放緩。這樣的集體選擇改變了現代史走向。

然而，這些選擇卻不是一時興起。馬克思一個半世紀前就在《霧月十八》寫出重點：「人創造自己的歷史，但這創造並不是隨心所欲，並不是在自己選擇的情境下。」二十世紀婦女決定多生（後來變少生）的理由當初實在太好，當事人往往不覺得有多少選擇餘地。就好像一萬年前人類決定改採農耕，或五千年前搬去城市，或兩百年前去工廠當工人，一定也不覺得有多少選擇餘地。

（馬克思寫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2年於《革命》雜誌第1期在紐約出版。）

人做出符合現實的抉擇，背後往往有強大壓力。我們都認識一些人，他們就是有辦法不理天大壓力，作出異乎常人的抉擇。大家很佩服這些激進派、浪漫派、異類，卻很少有樣學樣。我們都清楚，符合別人預期並且配合現實，日子會過得比安娜．卡列妮娜好。我指的日子過較好，是食物、住所、配偶的取得管道較好。演化幫我們選擇我們所謂的常識。

話雖如此，離奇選擇顯然可以造成非比尋常的後果。極端的一例是穆罕默德。他本是一介平凡阿拉伯商旅，在公元610 年左右與天使相遇後，他大可選擇理智那邊，把原因想成是腸胃病，或一千個可信度更高的原因。但他選擇聽妻子的話，妻子告訴他天使顯靈是真的。有許多年，穆罕默德看來都好像要步一大堆先知的後塵，要淪為笑柄，廣受蔑視，然後被遺忘。相反地，他卻一統阿拉伯諸部落。繼任的哈里發不只摧毀波斯，還重擊拜占庭，把西方分成兩半。

人人都同意穆罕默德是偉人。很少人對歷史的影響能出其右。但是，西方核心在七世紀以降的改變卻不能都歸因於他。阿拉伯人在天使向穆罕默德顯示之前就已經發明多種一神教，並建立多個沙漠城邦。拜占庭和波斯在穆斯林軍團擾境前就已病入膏肓。地中海周邊分崩離析，也是三世紀就開始的大勢。

如果穆罕默德作了不同選擇，七世紀基督徒的交戰對象可能就是別的基督徒，而不是入侵的穆斯林。沒了穆罕默德，西方在公元750年後也許較快恢復，也許不會恢復，但不變的是西方依然要花幾百年才能趕上東方。不管穆罕默德怎麼選，西方核心依然還是地中海東區，十一世紀還是會被突厥占領，十三世紀被蒙古，1400年左右再被蒙古占領一次，之後核心仍會西移至義大利，十五世紀又移至大西洋濱。假如穆罕默德正常一點，也許今日摩洛哥到馬來西亞一代最重要的信仰象徵會是十字架，而不是新月。這不算小事，但是歐人仍會征服美洲，西方仍會主宰全球。

（穆罕默德改變了穆林世界。圖為先知清真寺，綠頂者即穆罕默德陵寢。 by Medimeli／維基百科）

穆罕默德的例子是如此，其他英雄人物亦然。亞述君主提格拉比列色三世和秦始皇都在古代締建殘酷集權的高階帝國，哈布斯堡王朝與豐臣秀吉則壯志未酬，都沒能在十六世紀締建偉大的陸上帝國，1688年光榮革命讓英國改革派上台，1976年毛澤東一命嗚呼讓中國改革派上台。然而，不管是英雄狗熊，他們所做所為只是讓已在進行的進程加速或減緩而已。沒人真的把歷史帶到完全不同的路。最壯志凌雲的可能是毛澤東，他也只是把中國工業起飛延個幾十年而已，等於是把扭轉中國的偉人之名送給鄧小平。如果能做個實驗，把過去重新來過，一切都沒變，只是把英雄換成狗熊，或把狗熊換成英雄，歷史還是會差不多，頂多進展速度不同而已。偉人以為憑其意志就可改變世界，他們是錯的。

政治是如此，其他領域亦然。比方說，瓦特是蒸汽機發明人，博爾頓是第一位把蒸汽機帶向市場的實業家，他們當然是英雄，卻不算獨特。就好像電話發明人貝爾也不獨特，他在1876年2月14日為電話申請專利，同一天以利沙．葛瑞（Elisha Gray）也為自己發明的電話申請專利。博爾頓和瓦特都認識的普里斯利也不獨特，他在1774年發現氧氣，一年後有位瑞典化學家也發現氧氣。1611年共有四名歐洲人分別發現太陽黑子，他們當然也不獨特。

史家常覺得奇怪，怎麼同一時間不相干的人會發明同一種東西，怎麼同一靈光會在不同的腦袋同時乍現。其實，偉大理念往往不是源自天縱英才，而是一群人思考相同問題、方法亦雷同的合理結果。十七世紀初歐洲學者正是如此，一旦發明了望遠鏡（有九人自稱是發明者），太陽黑子如果沒很快被多位天文學家發現，那才不尋常。

一大堆現代發明都被發明不只一次，統計學家史蒂芬．史蒂格勒（Stephen Stigler）就提出定律：發現的冠名者總不是真正發現者。他還注意到，這條「史蒂格勒定律」其實是社會學家羅伯．墨頓（Robert Merton）在25年前發現。博爾頓和瓦特的確領先群雄，但重點是英雄確實有一大票。博爾頓和瓦特若沒在十八世紀七○年代推出蒸汽機，不久也會有別人推出。其實，如果瓦特申請的專利沒排除所有競爭，群雄搞不好會比博爾頓更快推出。

＊作者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為劍橋大學博士，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現為史丹福大學講座教授，英國國家學術院海外院士，原本專長是西方上古史，近年專攻全球史，已出版13本書。本文選自《西方憑什麼：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雅言文化）第十一章〈西方憑什麼，答案已很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