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柏林女性大聲喊出自身訴求，人們也有理由相信：江蘇「鐵鍊女」也有權從「沉默的活的肉體機器」，贏回自己最基本的開口的權利。
2022年3月8日，是德國首都柏林增設「國際婦女節」為公眾假日的第4個全民公休日。四年以來的每年今天，在主題多元、聲勢浩大的遊行之中，女性權益重新得到聚焦與討論。2022年的3月8日，遊行或將無可避免地傾斜於烏克蘭戰火之下的婦女與兒童權益。而在中國，震驚世人的江蘇「鐵鍊女」事件，無疑也將再次成為社會反省女性權益與人身安全的焦點。
即使在德國這樣的發達民主國家，女性權益保障話題也從不過時。在2019年柏林議會的表決過程中，該節日的設立曾招致眾多爭議，並從頭年11月就開始了漫長的辯論。在野黨基督教民主聯盟党（CDU)認為，基於不堪回首的冷戰經歷，柏林更應把具體的歷史紀念日（譬如11月9日柏林牆倒塌日）設為公眾節日。而在難民潮中興起、代表右翼民粹的德國選擇黨（AfD)則提議，柏林應向北部一些聯邦州學習，把馬丁路德宗教改革日（10月31日）設為公眾假日。與此同時，經濟實力最為雄厚，不斷補貼聯邦財政的巴伐利亞州也提出異議，質疑這天設為公眾假日只會削弱更多勞動時間。甚至還有從未留意過婦女節的民眾感到疑惑，認為為女權設立公眾假日只是小題大做。面對種種爭議，柏林議會最終還是以87：60的微弱優勢獲得了提案的通過。
表決之後，一如正常的議事程式，各種爭議在大致的社會共識下迅速平息。媒體與公眾相互提醒，不分男女老少均應首先享用這個清新的節日；而各大商店也依法停業關門，並不促成媚俗的資本主義女性商品促銷攻勢。而無數女性則選擇走上街頭，為女性權益發聲，並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出乎意料的是，這幾年來，在政界曾經表達反對意見的巴伐利亞州首府慕尼黑，相對保守的天主教女性聯盟也走上中心廣場進行集會。她們呼籲社會重視與改善母親們的處境；也呼籲天主教打破陳舊的教規，賦予女性神職人員更多的權益與機會。這一系列生機勃勃的女性自主行為再次刷新人們的視野，迫使全民直視當下女權問題的迫切性與現時性，譬如：百年男女平權歷程發展至今，究竟哪些領域仍令女性感受歧視？而社會整體又該如何加以改善？因此，當柏林首次把三八婦女節作為全民休假日慶祝之際，德國民調研究機構YouGov調查顯示：在全聯邦範圍內，54% 的受訪者願意效仿柏林，設立三八國際婦女節為公眾假日，僅34% 的受訪者表示反對。
在更深層面進行分析，不難發現：包含強烈民族主義思潮的右翼德國選擇黨（AfD)的觀點，恰恰與天主教女性聯盟的自發集會形成意想不到的悖論，這直觀反映了政治、宗教、女性自主權之間的激烈拉鋸戰。默認父權特色的政治人物主張以傳統宗教節日代替現代女權節日，是政治潛意識中意欲更多結合宗教、以共同構築社會權威秩序、並默認這種秩序優先於女權的等級制心理折射。但即便如此，意識形態亦較為保守的傳統天主教聯盟女性，卻基於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經驗而主動介入公共領域，以政治行動（遊行集會等）要求實施更多的女權（特別是針對育兒婦女的更多就業機會、 更合理的稅收政策、 更豐厚的養老金等等），以及打破傳統的男性世襲特權地位（譬如天主教內部神職人員性別許可權）。因此，即便這些走上慕尼黑街頭的普通女性們本身並未意識到，當她們僅僅基於自身的困頓經驗而進行呼籲，這種自發行為本身就意味著：在一個新的社會時期裡，是遭受忽略的社會群體在對現有政治狀況進行突破，是對保守政治欲聯手神權而形成威權秩序的鮮活衝擊。而當柏林女性高聲呼籲「以月經帶對抗勞力士」時，表達的則是新時代女性對物化女性的抗議：勞力士代表著高端的資本主義物質消費，象徵著金錢物質與相對應的權力；而與之相對，覺醒的女性卻毫無懼色地高揚自己最原始的生理特徵。這不僅象徵著女性們勇敢地直視自己的身體，拒絕以「男性凝視」（male gaze）進行定義；也意味著她們拒絕迎合物質與權力，拒絕為之物化自己原初的身體。
奪回身體的自主權與話語權 象徵奪回鬥爭的武器
而當提及「身體」等自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以來就被直言不諱地進行討論、並意欲被女性主義者們從「肉體」的概念中奪回自主權的敏感話題，則不可避免地令人聯想起近日震驚世人的中國江蘇「鐵鍊女」事件。栓在其脖頸上的冰冷鐵鍊、寒風中瑟瑟發抖的單薄軀體、殘缺的牙齒與苦難的表情、以及「阿哥，我就跟妓女一樣，成天、妓女一樣！」的聲淚控訴，無一不把父權社會中男性及權力對女性的摧殘壓制揭示得無比直觀，從而從視覺到心靈均予人巨大的震撼。按照佛洛德的理論，傳統的纏足文化象徵的是對女性的閹割，當這種限制行動自由的「閹割」於當今世紀以「鐵鍊」等的形式出現，代表的本質仍然在於男權對女性身體的極致殘害與控制；並且，這種情況顯然並非個案，因為這也同時體現在被鐵鍊拴住、「鐵鍊女」隔壁的鄰居鐘某仙身上。據媒體報導，該女性正是因為多次逃跑而被「丈夫」打斷雙腿，從而淪落為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神志不清的悲慘的「趴地女」。
而江蘇「鐵鍊女」在另一視頻中發出的這個「世界不要俺」的悲鳴，則清晰表明：在陽性價值的規範制度裡，即使她作為八個孩子的母親是豐饒多產的資源之泉，但榮譽與利益仍然歸於被她指認為 「強姦犯」的「丈夫」董某民（其存在疑點的「合法結婚證」上的「丈夫」，甚至被包裝為可敬的慈父），以及當地政治運作制度與基層幹部（譬如作為扶貧運動與愛心關懷行動的政績）。而她自身作為女性主體，則被安置於「無人之地」（破舊偏僻的小茅屋）並被掠奪一切；殘留下的，僅僅不過只是賴以維持最低生命運作的殘羹冷炙，並同時要承受男權社會的醜化與玷污（譬如不加區分緣由與細節的「精神病」稱謂與認定），宗族制度的共同壓制（譬如長達二十餘年無法得到解救等），以及父權制公權力的公然淩辱（其中包括五次調查通告中對」合法婚姻「的草率認定、被民眾普遍質疑的身份鑒定等等）。
當世界已經經歷第三波女性主義浪潮，並早已沉浸於後結構主義(Poststrukturalismus)的「去中心化」女權思潮中，社會總體如何進一步正視女性生理特徵（包括女性身體本身與繁衍的功能），女性如何對自身的身體與情感賦予更為主動性的掌控權（包括堅決抵制性騷擾的性自主權），已經成為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而江蘇「鐵鍊女」事件則無情地粉碎天下女性所有或天真或疏忽的迷夢與幻覺，再次以21世紀中落後而原初的女性悲慘處境，強有力地警示出艱辛曲折、充滿陷阱的女性解放歷程，並令人深刻領悟到：掙脫父權制的鎖鏈，不管是宗教或黃金鑄就的男性特權，還是宗族或公權力助紂為虐的鎖鏈，其實仍是多麼道阻且長。而這，正是柏林轟轟烈烈的「三八國際婦女節」與江蘇「鐵鍊女」事件看似巧合的交相呼應，所給與當前社會最深刻的啟示。而當柏林女性無懼於在廣闊的社會空間大聲喊出自身的訴求，人們也有一千萬個理由堅定地相信：江蘇的「鐵鍊女」也有權從被壓制的「沉默的活的肉體機器」，贏回自己最基本的開口的權利，並向這世界訴說自己遭遇的一切，從而不再居於無人聽見的「無聲之地」。那是因為：「有聲音的女性，方才有路可走」（法國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學者Hélène Cixous語）。
＊作者為德國獨立學者。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哲學博士，德國德語國家及地區漢學學會（DVCS）會員。本文首發于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2022年3月9日，經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