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後登上舞台
2010年的反高鐵抗爭，意外引起香港不同發展價值觀的辯論、反省，而這場抗爭所傳遞的批判意識與主體意識並未隨著抗爭結束而消散。當時，仍是國中至高中生年紀的90後香港人深受影響；很快地，隨著香港政治、社會矛盾更加劇烈， 90後這一代選擇說出自己的聲音，並慢慢的改變了香港。
反高鐵運動結束、到雨傘抗爭爆發之前，香港仍有許多大型的社會抗爭，像是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2013年葵青貨櫃碼頭工潮（戰後香港罷工期最長的一次工潮）、2014年保衛東北、要求立即撤回新界東北開發計畫的抗爭集會。
這些抗爭的對象涵蓋香港政府、地產商，以及複雜的政商利益。而運動的參與者多數年輕，其中「反國教運動」更由年僅15歲的一群中學生所發起，最後獲12萬香港市民響應，參與集會抗爭。
這些不間斷的抗爭背後，有兩個面向值得觀察：第一，由80年代前後的反高鐵世代所代表的新一代抗爭，其不同的發展觀，深刻影響了下一輩的香港年輕人。第二，面對這些抗爭，香港政府並沒有正視整體社會矛盾的加劇，甚至我們可以說，他們的思維與作為，反而是助長了社會矛盾，尤其是中港矛盾的不斷加劇下，所激起的非典型的、激烈的且針對大陸人的「反蝗運動」。
這些大型抗爭中，最廣為人知的是「反國教運動」。抗爭的起源是香港政府在2011年開始籌備的小學和中學新獨立科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設立的主旨為培養香港學生對於國家的歸屬感。
2012年5月，政府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諮詢稿》，有部分中學生不滿內容含有「政治洗腦」部分，因此一群透過臉書而彼此認識的中學生，成立了「學民思潮」，這群中學生中，最受外界矚目的是一臉稚氣，行為舉止卻有些過度成熟的15歲召集人黃之鋒。
他們在社團成立之後，透過網路與擺街檔、分發傳單，希望可以讓更多香港市民注意該議題。而正好在政府還未正式推行該科之前，由國民教育中心與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共同推行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部分爭議內容先行曝光後，開始引起香港社會的重視。
這些爭議內容包括，形容中共是「進步、無私與團結」，而美國的兩黨制則會引起「政黨惡鬥，人民當災」，明顯有吹噓正面國情、隱瞞制度缺陷、政治獻媚及抹黑西方政治文化之嫌，受社會各界非議。
香港政府雖然並不承認該手冊會納入正式教材，但在2012年7月，政府將部分教材放上網路後，同樣也受到反對。雖然，有人認為這僅是教材的部分內容，但批評者認為，教材內容具有強烈的漢人中心意識、具有過度美化與偏頗之嫌。
平心而論，香港政府所公布的教材，其內容的爭議遠較《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來得少，但香港市民的反彈，代表著對於政府和中港關係的不信任。許多反對者認為，香港政府一味討好北京，致使一國兩制的自主權下降，尤其該科內容根本不足以成科下，港府還要強硬推行，便是最好的佐證，其宗旨只是在討好北京，讓香港的下一代更加成為順民。
在2012年9月共有12萬人參與集會運動下，最後香港政府先是宣布取消原定的，各學校在三年內成立該科的要求，並且在10月宣布擱置設立該科的計畫。這場抗爭成功的原因有許多，主因是不少香港家長擔心自己的孩子受到洗腦，而站了出來，橫跨了不同階層與不同政治立場。
另外，透過傳媒報導，發起抗爭的中學生，受香港家長喜愛，並且心疼他們為香港承擔與付出太多，尤其在「學民思潮」發起學生絕食後，更是讓許多香港人感到不捨，紛紛湧入集會場所為他們加油，最後終將壓力倒向政府。
政治議題之外，土地開發與居民迫遷的議題也受注目，其中，又以新界東北開發案最為重要。這個開發案規模驚人，總共佔地614公頃，計畫中，政府打算徵收共400公頃的土地，有數千村民被迫面臨搬遷。
這項開放案引發許多爭議，像是，許多被徵收戶皆與菜園村相同，並不是原居民村，這些長年居住於該地的長者被迫離開家園後，多數僅會獲得少少的搬遷費用；另外，政府宣稱要將土地開發，作為公共房屋使用，讓香港年輕人未來有房子可住，但614公頃的土地中，卻僅有96公頃作為土地住宅用地，其中私營房屋（豪宅）與公屋居屋的比例是六比四；除此之外，政府主要負責官員被質疑有圖利嫌疑，而香港政府擁有閒置土地達4000公頃，卻仍要不斷徵地，也被認為是圖利地產商，私行官商勾結。香港政府雖然針對質疑一一做出解釋，卻明顯未能服眾，更被專業團體認為故意誤導群眾。
香港政府很早就開始這項開發的計畫。但是真正開始進行則是在這幾年。反高鐵的抗爭後約一年，陳允中、朱凱迪、葉寶琳等人成立了「土地正義聯盟」，專門關心與組織相關運動，這個組織還開設了「土地小學」的暑期營隊，主旨是希望可以讓更多年輕人以謙卑與關懷的心態，去認識自己腳下的土地。
從土地小學畢業的成員何潔泓，在中學時深受保護菜園村運動的影響，在大學後，立志參與社會運動。她在大學舉辦東北郊遊團，讓更多大學生認識、關心這塊土地，之後組織了「青年捍衛農村陣線」，將參與的年輕人組織化，長期陪伴東北的居民。
2014年6月，立法會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區的前期撥款申請期間，相關團體在立法會外組織集會，一方面希望可以阻止並施壓議場內的議員，更重要的是，他們希望藉由抗爭，讓更多香港人關注東北。
總共7次的集會中，一開始參與的人數寥寥無幾。但在6月6日，總共約有200名抗爭者闖入立法會大堂靜坐，要求特首及官員跟村民對話，當天的撥款投票亦未達成。
行動升級之後，6月13號，更多團體透過網路號召來到立法會，結果爆發衝突，引發爭議。6月22日，總計有5、6千人在立法會外集會，也在那一天，東北開發前期撥款在爭議中通過。不過，距離東北開發案的拆遷動工，還有一段並不短的時間，抗爭仍會持續進行。
反國教與東北抗爭，一個是政治議題，一個則是土地議題，這反映了香港社會矛盾的不斷加劇，而反抗的主體，除了受迫、受影響者之外，許多抗爭者、組織者與支持者，都是年輕的一代。其中，反國教的黃之鋒與保衛東北的何潔泓，兩人都是出生於90後，啟蒙於反高鐵運動，之後在各別的摸索中，走上不同議題的反抗之路。他們與這一代人雖然被稱為「後生仔」，但是他們在同儕之間的號召力極強，已成為了這時代舞台上的主角。
「學民思潮〉
我在雨傘抗爭的現場遇到了黃之鋒，簡短打了招呼後，他匆匆地與夥伴們進入立法會開會。隔天，《時代》周刊亞洲版以他作為新一期的封面，忽然間，他彷彿成為西方世界都關注的人物。幾日後的半夜，他臉書傳訊息問我，隔日白天沒事，是否有空中飯。
我們約在銅鑼灣碰面，同行的還有他的女朋友。我們不時說起這段期間他們的感受與擔憂，但有更多時間，我們討論一些不著邊際的輕鬆事情，我並不想要讓他的短暫休息，變成另外一次的正式訪問。飯後，我們一起回到金鐘的抗爭現場，沿路上有許多市民跟他打氣。喔，對了，那是他17歲的最後一天，許多市民提前對他說生日快樂。
（黃之鋒在長沙灣寫字樓。水牛出版提供）
我跟之鋒在今年（2014年）五月才認識，中間我再去香港、他來台灣都碰了面，有時候感覺是認識挺久的朋友，但其實才是很短的時間。會有這樣的錯覺很有可能是因為這段日子，事情來的太多，時間卻走得太慢，彷彿一下之間，我們都老了。
事實上，黃之鋒非常年輕，第一次見面時，我並沒有認真地意識到他的年紀，回頭再想，他當時所展現的社交、反應、思考，可能是讓我忽略的主因。當我們漸漸熟識之後，我又發現在很多時候來看，他確實就是一個符合他年紀的年輕孩子，甚至由於他稚氣的臉龐，感覺還更小一些。
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地點，是位於銅鑼灣與天后間的中央圖書館，在咖啡廳內，他剛剛接受完周刊的訪問，他禮貌地說了些「不好意思，久等了」之類的話，同時間，他的手機卻又響個不停，他總是頻頻抱歉。
那正是政改方案公投的前夕，他所屬的「學民思潮」與「學聯」，和部分學者一起提出了以「公民提名」為主軸的學界方案。但一開始，我們還是回頭談了那場「反國教」運動與「學民思潮」。
「在2011年，大家看到政府要推「國民教育科」，我原本想（民主黨）跟（教協）會出來抗議，但他們卻沒有反應。當時我們有十幾個學生就想，應該說出自己的聲音，所以大家就覺得要做一個學生組織。
我們不想要太土的名字，什麼青年會或者什麼連線之類的，應該要青春，要跟大家有所不同，會用思潮二字是因為覺得這跟《新青年》跟五四運動有些關係，學民則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因為我們雖然未滿十八歲，但也是公民，也有責任去發聲，因此在學生也是社會的公民的核心下，最後就決定叫作『學民思潮』。」
他們很快地就將「撤回國民教育」確立為行動的單一訴求，但為什麼不訴求修改部分有爭議的內容即可呢？這不是既符合初衷，也比較簡單達到的訴求嗎？
「我們的訴求是撤回，不是修改，最後梁振英是擱置，並保證任期五年內不再推行，我認為我們是成功了。為什麼不是修改而是整個撤回，因為這個科目明言的宗旨是培養學生對國家的自豪感，那這科本身就無法中立去讓學生對國家所發生的事情有理解。
它設定的目標是具有這樣一個不中立的前提，這樣的情況下，該科將無法提供學生學習批判性的思考，反而是反其道而行，因此我們的訴求才會訂在撤回。另外，他們沒有爭議的那些內容，在現行的通識科等科目也可以教授，並沒有影響。」
這些想法的成型是在2011年，當時黃之鋒15歲，很難想像以他這樣的年紀，竟然可以針對政府的教育政策有提出如此清楚的分析與思辯。他則跟我說，自己的政治啟蒙恰好是在前一年的反高鐵運動。
「我們一般的學生都覺得在香港生活，目標就是上學、放學、做功課跟準備考試，但是在反高鐵的時候，我發現原來香港人是有身分、能力去影響整個社會，行動本身是可以達到改變的。」
他開始對行動的力量有了興趣，主動去翻閱了香港的政治歷史書籍，了解香港過往的反抗歷史、回歸中國的歷程。隔年五月，他與同伴們成立了學民思潮後，開始到大街旁，天橋上擺街檔，嘗試主動地跟市民講解，為什麼要反對設立國民教育科。
一開始，他們並沒有獲得很大的注目，第一次遊行僅吸引了200人參加；隔年5月，他們再度舉辦遊行，人數依然是200人；但在4個月後，也就是2012年的9月，有12萬名香港市民站出來、支持他們，一起齊聲反對設立國民教育科。
會起這麼大的變化，黃之鋒的分析是，香港政府的政治判斷有問題：首先是梁振英在當年7月1號就職，當時的民調已經不好，卻又要貿然推行這樣爭議議題，自然容易讓反對力量集結；第二，是香港政府的教育局長吳克儉，他對於這件事情的處理，讓很多市民有了反感；第三是網路的力量，當時香港社會開始注意國民教育科問題時，黃之鋒也開始受邀，參加論壇發表意見。一名稚氣未脫卻理路清新、充滿理想的青少年，面對高官、大人，侃侃而談的畫面，透過網路讓更多年輕人知道；第四就是時間，社會大眾注意到，社會才剛剛開始討論這問題，政府的推行卻已經迫在眉睫，再者適逢暑假，許多學生主動參加學民思潮，幫忙做活動。
這場運動會掀起高潮，在於決定衝入政府廣場，以及學生展開絕食。這些行動香港社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原本應該好好放暑假的中學生，做出這樣激烈的行動？市民熱烈的反應讓黃之鋒很驚訝，他解釋，香港社會很難接受激烈的抗爭，他們內部投票是否要絕食時，是16比14票，差點就被否決。
「過往香港的民主黨常有絕食，反高鐵時也有人絕食，但都沒有引起太大注意，當我們決定要絕食時也有擔憂，但做了之後才發現，原來這個社會對於學生跟未成年絕食會有這樣大的反應。」
黃之鋒解釋，原本，有些支持學生的家長跟團體，打算在9月1號，也就是開學前一天，舉辦一個大型的集會嘉年華，但是學民內部認為，嘉年華的集會無法表現出危機感，因此才有了絕食的想法。「當時打算是，如果真的絕食沒用，就是接著舉辦嘉年華集會，我們都是中學生，之後就只能回去上課。」
「主流媒體的大幅報導我們的絕食行動，「學民思潮」的臉書網頁的like從4萬一下攀升至10萬。我們當時就說，絕食的人不喝營養品，只喝水，結果這讓很多保守的中產家庭的家長反應很大，很多人都帶著煲湯來廣場，說要看我們，拿給我們吃。後來，我們總共只絕食64小時左右，但整個的政治效果非常大。」
抗爭過程中，許多政府的重要人士都公開與私下的要找黃之鋒，但學民開會決定，一位都不見。而保守人士也質疑，這些行動背後是泛民政黨在操控，黃之鋒說：「他們多數都在選舉，不會有時間，我們也不會讓他們抽水（廣東話，意旨收割），但坦白說，如果不是因為這場抗爭，當年泛民主派在超級區可能拿不到3個席次。」
這場12萬人參與的抗爭最終獲得高度的成功，梁振英在立法會議員選舉投票日的前一天，宣布取消了該科的三年展開期，讓學校自己決定是否開科，之後更進一步表示，在任期之內擱置該科設立。
反國教運動，是香港政治社會運動重要的轉折，讓更多中產階級、學生，甚至演藝圈的明星開始站出來，關心社會議題。黃之鋒認為，反國教之所以會激發出那麼多人，其中一個主因是因為，學民思潮給香港社會帶來一個「乖學生出來抗爭」的形象：「我也不知道這是好或者不好，但我們團體沒有一個人抽菸，這種形象剛好符合了這些中產階級的要求與美好的想像，有人說，我們進行運動要改變人心，但我們想得比較簡單，就是努力達到目標，就是反國教。」
一場美好的仗打完了，但黃之鋒跟學民思潮的夥伴們，並沒有就此分道揚鑣的想法。
〈抗爭後的再組織〉
葉寶琳當時提醒黃之鋒，反高鐵運動最大的教訓就在於，抗爭之後沒有立刻將力量聚集，直到一年之後，土地正義聯盟才正式組織起來，這段空窗期間，出現了20幾個從事保育運動的小型團體，使運動力量無法集中。
黃之鋒記取了前車之鑑，在抗爭結束之後，學民思潮馬上著手，做進一步的組織化。現在學民思潮定位在學生組織，成員從國中生到大學生都有。他們將新的目標放在政改，希望能爭取到符合社會期待的真普選。現在，學民思潮大約有300多人加入，然而這樣龐大的團體要運作順暢，必然需要清楚的組織分工。
「我們會針對特定的議題，或者未來的走向進行開會，每次，我們在總部有80名學生會針對組織的方向進行3小時的討論。我們學民思潮參與的人很多，流動性又很高，所以我們後來，成立了30人的決策小組，還有40到50人的討論群組，最外圍的是一般加入的志工，大約300多人。
搞社運的人覺得我們這樣子很有階級劃分，但這是組織化後必然的情況。因此，每次經過討論做出決定後，出現比較外圍的人有不同意見時，我們也會有很快速的從組織的管道知道，進而溝通解釋。
很多人說我們的方式很像政黨，但現實上我們沒有人參選，立法會沒有席次，但正是因為我們的組織方式，讓我們在政改的議題上，能夠維持一定的聲音，至少跟泛民主派是一樣的。」
黃之鋒說，他們希望保持組織內部的流動性，大概半年會舉辦一次考試，申論3個問題，高分的人會進入30人的決策小組。離訪談當時最近一次的考試，其中一題的大意是從當前泛民政黨的背景來分析眼下香港的政改情勢。
「這有點像是大學考試的方式，考核的人寫問題時，會將名字遮住來評分，主要是讓想要更進一步參與的人，會去思考問題，增加思辨能力。」
〈世代競爭〉
在政改領域上，黃之鋒等人的主張明顯跟泛民主派中的民主黨、戴耀廷等人不同，後者希望採取比較溫和妥協的方式來尋求改變，但年輕人卻不這樣看。他們一方面認為政治不能因為困難而丟棄最高的理想，二方面在策略上，他們相信無論佔中三子提出怎樣溫和的方案，中共必然不會照單全收，不如採取最高道德的方案，說不定還會有迴旋的空間出來。
跟上一世代不同的，還有對於「行動」的看法，這一點讓學生們跟戴耀廷等老師之間有過不少爭執。
「我們認為要所有行動必須要目標簡單清晰，香港人很怕沉悶，但戴耀廷假設每個人都熱愛民主、重視法治合約，弄出很多商討日，過程很繁複，這跟我們的想法不同。我們很多時候認為應該要當機立斷，要有領導；戴耀廷則是把自己作為平台，很多人問他何時佔中，他說要看群眾，或者問問學聯，我覺得應該要顯示更大的承擔才行。」
黃之鋒說，我們是先設定主要目標，再想行動；戴耀廷則將行動過程放在最重要，再來想目標。
「我必須坦白說，他(戴)的政治判斷不夠好，因為他總是把情況想得美好，把人都看成熱愛民主的，但又覺得不能行動太過激進。所以，他去年跟我說，他覺得香港人不會接受公民提名，這絕對是最大的錯誤判斷。」
這些世代的競爭或者鬥爭，反映的是不同世代歷史感受與經驗的差異，而黃之鋒在言談中，出現年輕人少有的歷史觀。
「我覺得，現在做的事情跟香港未來的歷史有很高度的連結。我們能否在2014爭取到真普選，攸關2047年也就是一國兩制五十年後的運作，那時候，我們這群90後是四、五十歲，是社會的中間力量，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很重要。」
「這次政改就是一場世代鬥爭，年輕一輩與泛民這一輩在爭論，哪一條路線才會是正確的。泛民這代人經歷過太多失敗，這會讓他們不知道如何繼續爭取下去，相反的，我們這一代人很幸運，一出來反國教就贏了，我們沒有包袱，所以目標可以很簡單。
現在是一個重新開始的過程，每個時代有屬於每個時代的想法，沒有誰要成全誰。因為，每個時代的歷史因素不同，每代人的成長背景不同，我並不覺得自己的努力是在成全誰，也不是在接誰的棒子。
他們上一代很重要的背景是，他們進入議會，喪失了街頭動員的能力，如果20年後我進入議會的體制內也會有同樣的問題，但我們現在就是在街頭，我們有機會在街頭完成歷史的使命。這應該是90後的歷史任務吧，每個年代都有學生的使命，既然2014年是決定普選方式的一年，那我們就剛好在這裡，是我們的時代任務。」
我問他，普選之後的時代任務是什麼呢？他說，其實他不清楚。而我追問，那上一代對於中國民主化的使命感很重，你自己呢？
「我自己也會去參加六四集會，只是我不認同中國有民主之後香港才能有民主，這應該是兩件事情。我覺得我是中國人，我也愛國，但是香港是香港，大陸是大陸，我們跟司徒華那代人的想法不全然相同。」
這即是兩代人的差異，六四一代人從論述出發，他們藉由這次事件，打開了長期被殖民壓抑的民族意識，而從皇后碼頭到反高鐵，香港80後與90後的抗爭，明顯從生活經驗出發，是由下而上，而非由上而下的；比起上一代，他們的一切更加自然。
然而，有些時候，我想起黃之鋒在我面前侃侃而談，將這些複雜的政治議題，說得條理分明時，總會感到後生可畏，並為香港未來感到欣喜。但，我又不免擔心，對於黃之鋒來說，加速的社會化、政治化的成長過程，會不會讓他缺少了這個年紀應該去享受的純粹？如果真的少了這段過程，對人生又會怎樣的影響呢？
之後，我的擔心多少在我與他認識更深後減少了，他很多時候舉止行為雖然像大人，但總還是有不夠「熟練」的生疏模樣，對大眾的關心與注意，他一樣會有身為年輕人厭倦；他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時候，並不像一位40歲男子的約會模樣。
《時代》周刊繼將黃之鋒刊上封面後，又在將他選為今年度25位最具影響力的青少年之一。同在榜上的還有美國總統歐巴馬兩位女兒馬利亞（16歲）和薩莎（13歲）、應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17歲）等。
《時代》的報導形容，18歲的黃之鋒，已成為香港今公民抗命運動的代表人物，是希望的象徵。同時，中國內地許多人卻認為黃之鋒是極端份子，是對抗中國秩序的標誌。
我總感覺這樣的評選與描述對青少年來說是過於沉重了，但看著黃之鋒，又不得不承認，這樣橫年輕人已經橫空出世，自然地也會伴隨整體社會的期盼與壓力。我提醒自己，別用有限的經驗去判斷年輕一代面對壓力的方式，而我也相信，跟他們相處最好的方式是與其同行，而非局外旁觀，或者由上而下的指導。
（帶來希望的女孩何潔泓在東北古洞羅寮區。水牛出版提供）
何潔泓是我這次寫作計畫中，最後一位接受我採訪的對象。她長得甜美可愛，參與大小社會運動，許多人稱她是這一代的「社運女神」。自然地，我很早就注意到她，會產生進一步了解她的想法，是因為看到她在今年6月，為了阻止立法會對新界東北前期撥款的努力，也看到了在七一佔中預演中，她遭到拘捕後，所流露出堅毅的眼神。
她今年23歲，跟許多香港人一樣，有一個常用的英文名字，Willis。她的Facebook常常是幾千like的支持，而細看這些內容，除了那些青春照片之外，許多的文字是她在每場抗爭中的心得，以及生活所觀察中的香港底層生活。
〈菜園村抗爭改變人生〉
我們約在她與朋友的租屋處見面，那是一種老舊的唐樓，就是那種沒有電梯的老舊公寓，她何潔泓跟她的左翼戰友住在8樓，屋內牆上寫著《國際歌》的歌詞，歌詞的最後一句：英特納雄奈爾就一定要實現（國際主義就一定要實現之意），顯得特別醒目。
何潔泓的家境貧窮，這讓她從小就了解，在這座城市如果要翻身，就得不斷努力讀書。2010年1月，在中六通識課的課堂上，何潔泓第一次聽到反高鐵與功能組別，老師解釋這些事情背後的公義問題，這讓她覺得，原來真實的香港跟她認識的似乎不太相同。
「當時腦袋登的一聲，現在的社會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何潔泓形容聽完老師的解釋後，腦袋就像被敲了一下。止不住好奇心，她在放學後特別留意街上的街站，拿了一張反高鐵的宣傳單，她仔細閱讀內容後，感覺很憤怒，決定要去現場參加集會。
「我回到家後將老師說的說給媽媽聽，她聽了也很憤怒，星期五我就跟我媽和我妹一起去參加集會。」
第一次參與運動集會，給了她深刻的印象，現場有許多人拿起麥克風發表意見，其中一位與她同齡的女孩，對著大家侃侃而談，表達憤怒與批判政府，這景象讓她驚訝與羨慕，從那時候起，她就期望自己也可以如此。
「我第一次參加立法會的反高鐵集會，在裡應外合下，裡面的會議拉布成功，成功阻擋撥款。我感覺很感動，雖然知道未來還是會被強力通過，但是我們真的靠了民眾的力量爭取了時間，有機會讓更多人知道反高鐵這件事情。」
不僅是參加集會，她之後投入了陳景輝等人所舉辦的「五區苦行」，這對一位新手來說至關重要，因為她有了更直接參與抗爭的管道，也深刻地影響她未來從事社運工作的態度。
「一場大型的社會運動，有不同的活動是很重要的，因為一旦有人開始對這項議題有興趣想要加入，他可能無法馬上進來參加開會，但有不同的活動就可以讓更多人有參與感。」
何潔泓跟她的雙胞胎妹妹參加了苦行，希望盡一己之力。苦行的過程中，何潔泓聽到很多罵聲，最多的指責就是「年輕人被利用了」，當時她就覺得，自己是經過了解後才有所行動，為什麼在大人看來，只要妳年輕，就是什麼都不懂？可是她當時就想，即便菜園村的居民是少數，我們也應當為少數發出聲音。
撥款通過、集會結束，抗爭就像是一場短暫且震撼人心的電影，雖然具有啟發性，但一旦散場，卻又好像什麼也沒有改變。何潔泓跟我說，在香港，最優秀的中學生非港大、科大、中大三所不唸，而她更是非港大不唸，因為她家裡貧困，港大畢業生的薪資水準是最好的。
何潔泓最後考上了香港大學醫學院護理系。另外一方面，一年後──也就是2011年的1月，菜園村即將拆村，葉寶琳等人準備做最後的抵抗，上網號召更多年輕人來到村裡面留守，何潔泓再次去了，這趟菜園村的旅程改變了她。
「我看到朱凱迪受傷，施暴者沒有被究責、我看到老人家出門後，屋子就被鐵鍊封住，再也回不了家。」
一年前的感受又重新回來，她對香港主流價值觀更加質疑，也開始質疑代議政治的功用。她更加重視每一個人的重要性，相信人民的力量。菜園村被拆之後，何潔泓沒有喪志，她告訴自己，雖然一萬人已經不在，但是有更多像她一樣的年輕人進來裡面，未來還是大有可為。
何潔泓並不只是憤怒地指責政府，她回過頭檢視自己，嘗試去問，自己在過去的人生中，被主流的價值觀影響了多少。
「當時，我認真的問自己，現在讀的東西、身處的環境是否是真正想要的、永遠不質疑主流價值是否是正確的？後來，我就自己去退學了，因為這真不是我想走的路。我對土地很有感情，對於相關議題很有興趣，看到弱勢，我會希望可以跟他們走在一起。」
這乍看莽撞的舉動，讓她的媽媽在當下很生氣，但即便到現在，何潔泓也從來沒有後悔過。她重新選擇嶺南大學就讀，這是一所以文化研究、文化批判聞名，具有高度社會改革意識的學校。
何潔泓走向了她從沒想過的人生：過去，她跟一般年輕少女一樣，去逛街、唱歌，偷偷的談戀愛；但她走上了另一條路，這代表著，她與過去的這些朋友，將會漸漸疏離。
她在幾年後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我中六開始摒棄生活的主旋律，漸變成別人眼中的一個社運青年。然後發現，當我把頭完全栽到另一個圈子，身邊的舊朋友也就愈來愈少。每當遇到舊友人，也沒甚可聊。於是那些舊友都以太忙、或許太累，推掉又推掉。而其實說穿了，是彼此話題不同了」
何潔泓的文字感性，像是在深夜中於一盞檯燈下，細細剖析自己後的內心獨白。在她的文章中很難看到後悔，這樣也是對的，畢竟還那樣的年輕，走向這條路，更應該有些豪氣干雲，就像是她文章中所描述的，「我們都是心底盛載熱情與理想的青年，對於我們這群人，理直氣壯是我們最大的青春。」
〈無政府主義者到學聯副祕書長〉
菜園村過後，何潔泓不屬於任何社運組織，她接觸到的是跟她一樣比較邊緣的參與者，他們都質疑代議政治，最後有些人組成了無政府主義為信念的組織，她有段時間也參與其中。
何潔泓對於體制政治的質疑與排斥，因為台灣選舉而有所改變，2012年，她到台灣「觀選」，看到蔡英文競選總統。「我到高雄，看到很多大伯、大媽很執著，很興奮，高喊我們要一個女總統，我當時就感覺這就是人民的力量與需要，議會選舉是人民參與介入的一種方式。」
「我到台灣之前，自己的想法是很左的，去看選舉，也覺得就只是看看，但當我看到這些大姨、大媽的眼神，自己對政治選舉想法就開始轉變了，回來香港後，在嶺南大學的夥伴陳樹暉一找我去選學生會，我也就決定去參選。」
陳樹暉對何潔泓的影響甚深，不但跟她一起搭檔參選學生會，共同面對了許多挑戰，也是她信念上與生活上值得信賴的好朋友。後來，他們當選了，陳樹暉是學生會會長，她成為副會長。
在嶺南學生會期間，他們跟學校展開對抗，反對教育商品化、反對超收學生，要求增加學生權益。何潔泓在新生迎新中，選擇女工的手工藝品作為禮物，希望他們了解消費文化的議題。
在學生會任期內，她說，自己雖無法代表所有嶺南的學生，但會以學生會賦予的權力，去跟學校進行對抗，爭取學生權益，這些經驗對她來說格外重要。這段期間，她學會如何在體制內與體制外交互反抗，懂得如何跟權力者打交道。
一年的學生會任期到了之後，陳樹暉與何潔泓繼續搭檔成為「專上學生聯會」的祕書長與副祕書長。這簡稱「學聯」的組織，是由香港八所大學所組成的，全港八萬名的大學生，在名義上都是這個組織的成員。成立於1958年的學聯，在時代變遷下，有不同的組織目標，很難統一定義，但關心中國、關心香港社會，是長期堅持的核心，香港許多領域的知名、權威人士，都曾是這組織的重要幹部。
〈從菜園村到新界東北〉
近年來，學聯主要關心的議題就是「政改」，陳樹暉與何潔泓這一屆多數的成員都專注於政改，當前雨傘抗爭中的學聯領袖，周永康與岑敖暉，就是與陳、何同屆的學聯常委。
何潔泓跟他們的背景與志趣比較不同，她更關心土地與工人議題：「我喜歡溝通，關心人跟土地，政改對我來說太大了，我找不到受害的人，我更關心東北問題、碼頭工人罷工問題。」
何潔泓一上任，香港就出現碼頭工人醞釀罷工事件，她知道消息後，立刻組織大學生進入，跟碼頭工人認識溝通，希望可以協助他們。罷工展開後，大批的大學生開始進駐，有些人進行訪問、上網寫故事宣傳，有人擺街檔宣傳，也有準備募款，全力投入這次工人運動。最後，這場為期40日，香港戰後罷工最久的工潮以9.8%的加薪幅度達成共識。
之後，她將關注重心放在新界東北的開發案上。這是規模異常龐大的開發案，政府打算徵收400公頃的地，有數千名的非原居民，將會面臨拆遷問題。東北開發案就像是菜園村的擴大版，除了有龐大的居民居住權益受到嚴重影響外，香港的土地開發、水土環境、本土農業都將受到嚴重影響。
她參加了陳允中、葉寶琳、朱凱迪等人組織的「土地正義聯盟」舉辦的「土地小學」營隊，到東北住了五天，更深入地了解這項議題，也對這塊土地產生了更直接的感情。
當時，何潔泓是學聯面，少數關心土地議題的成員，她獲得的資源不多，但她參加這些土地與工人運動，以學聯的名義跟其他相關團體接觸，一起出力，對學聯而言，也是將觸角向外延伸。
她辦了許多新界東北的「郊遊」，吸引各個大學的學生參加，實際上，她希望藉由導覽，讓更多人認識土地議題與東北議題，一方面也讓村裡面的老人家認識大學生，為這場抗爭募集更多參與者。
在何潔泓的努力下，有更多年輕人關心、參與東北的抗爭，抗爭結束後，她們組成了「捍衛農村青年陣線」。這個由關心土地的年輕人為主體的社運組織可以成立，完全歸功於她的努力不懈。從何潔泓自身的經驗看來，這種青年組織能夠讓剛開始接觸運動、經驗不多的年輕人更感到自在，更能發揮，在社運中尤其重要。
在學聯任期到後，葉寶琳立刻找她正式進入「土地正義聯盟」，何潔泓變成了召集人：「這對我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可以參與土地議題，也可以向朱凱迪他們學習。」
進入土盟後，何潔泓全心全意投入在東北運動上，做組織工作、對外宣傳，搞大型集會。2014年6月，這規模龐大的開發工程，即將在立法會投票通過前期撥款，雖然他們與場內支持的議員互相合作，全力阻擋，但最後立法會仍然將前期款撥出。不過，由於整個開發案過於龐大，爭議仍多，居民的房子並不會在這一兩年拆遷。
撥款通過後，何潔泓跟許多人一樣難過了幾天，但很快地，她又打起精神。對於功能組別佔據了一半席次的立法會，她本來就不抱希望，真正的重點是；她要陪著村民一起經歷抗爭，尤其6月份東北議題在立法院前的集會總共7次，一次比一次多人，最後有5、6千人到場支持。
「我沒有太失望，因為戰場不在議會，我們要引起更多人注意。我是要關心不願意搬遷的人，我重視的是未來的制度有沒有機會改變，以及因為害怕而不敢說出自己想法的人，我們會跟她溝通，並且陪伴他們抗爭。」
身為社運前輩的朱凱迪提醒何潔泓，既然成為這場運動的組織者，就要格外注意與村民的溝通，尤其東北的區域太大，必須要做更詳實的組織工作，更深入去理解每一位村民的想法：「我們每次開會都會有年輕的組織者反映他們跟村民想法，並且要將這些想法納入最後的討論。」
何潔泓對我說，這場東北抗爭曠日廢時，掐指一算，等整件事情落幕，自己都已經30歲，但她願意將青春陪伴著村民，跟他們一起度過。我問她，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媽媽，為什麼如此支持妳呢？
「我想，這跟貧窮有關，我們的家境非常不好，對於窮人、弱勢者的處境感同身受，我母親也不會特別要求我要賺錢，她只希望我可以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好」。當她忙於抗爭，無法抽身陪媽媽吃飯時，媽媽就會到抗爭的現場看她，也支持抗爭行動。
訪談過後不久，我請攝影師到東北幫何潔泓拍照，正好遇見當地的一位老奶奶。老人家看到何潔泓非常開心，就像是看到孫女一樣，兩人開心的談天說笑。最後，攝影師幫她們兩人，在這些未來將被拆遷的小屋外拍張合照，奶奶手捧著太陽花，何潔泓則挽著老奶奶。
攝影師轉頭對我說：「她像是帶來希望的女孩」。
我想起她的媽媽，雖然何潔泓退出了也許象徵著平順人生的香港大學護理系，走向另外一條崎嶇的道路，一度讓她很生氣；但，何潔泓的努力與笑容，讓許多困苦的人感到溫暖與希望，使得這功利的城市增添許多美麗。我想，她肯定為這個女兒感到非常驕傲。
＊作者任職於網路媒體，喜愛閱讀、新聞寫作，偏好政治、歷史、棒球、本土文學。本文選自《傘裡傘外》第九章，作者在書中訪談18人香港性人物，追索四代香港人的民主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