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雖然最高行政法院已於97年12月第3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作成決議，認為NCC的處分應由行政院為訴願管轄機關，但NCC過去曾多次於自己作成的訴願決定中強調，因為外聘之專家、學者已超過訴願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以上，符合超然、客觀之原則，同時考量訴願乃是機關自省之救濟機制，以及原處分機關的獨立性、專業性，故參照訴願法之相關規定，應以「原處分機關（即NCC自己）」為訴願管轄機關（參照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訴決字第09600068510號、09600018870號號訴願決定）。所以即使為了維護獨立機關的獨立性，可以考慮的另一個選項，也可以是讓公平會作為訴願管轄機關，再次進行「機關自省」。當然或許有人會認為，訴願程序曠日廢時，對當事人獲得及時的權利救濟未必有利，但這應該是思考如何加速訴願審理時間的問題，或者在立法上至少應尊重人民的程序選擇權，讓當事人自己決定要提起訴願，或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如再進一步思考，公平會之所以具有獨立機關的性質，乃是基於法律規定，當然在制度設計上，對於獨立機關之處分應給予相當程度的尊重，所以上級機關的事後監督權限亦應不同於一般行政機關。但是，縱使認為獨立機關的建置有助於其所涉及之基本權利保障，某種意義上也算是一種制度性保障。但如以憲法上的「制度性保障」來比較，例如大法官於釋字380號、450號、563號、626號及684號解釋中，均肯認大學自治係屬於憲法上的制度性保障，並表示對於大學自治行使行政監督的審理範圍（密度），應本於大學自治之精神而給予適當的尊重，但並未因此即剝奪人民對於相關處分之訴願權。此外，參照大法官釋字498號及550號解釋，地方自治亦屬於憲法上的制度性保障，但訴願法第79條第3項仍規定：「訴願事件涉及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自治事務者，其受理訴願之上級機關僅就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進行審查決定。」亦僅係確立訴願管轄機關的事後監督權限（審查範圍），並未因此而剝奪相對人的訴願權。此外，公平法修法理由中雖以「飛航事故調查法」第34條規定：「對飛安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應直接提起行政訴訟。」為例，說明對獨立機關之決定不服者，應直接提起行政訴訟；但同樣是獨立機關，當事人對於中選會及通傳會之處分如有不服，仍然可向行政院提起訴願以尋求救濟，何以厚此而薄比？難道真的是因為某些案件特別容易被行政干預？
倘若當事人在訴願階段獲得救濟，之後即無須提起行政訴訟；即使訴願結果未必盡如人意，但因訴願決定須記明理由，就當事人提出之主張及理由予以論駁，若當事人根據訴願決定之理由審慎評估後，認為提起行政訴訟的勝算不大，其也可能會放棄繼續爭訟，因此透過訴願程序，可以過濾本來可能會提起行政訴訟的事件，進而減輕行政法院審理案件的負擔。再者，就算當事人仍然堅持提起行政訴訟，但行政法院對於訴願程序中已妥適處理之問題，仍可簡化審理之難度，而易於及時作成正確精準之判決。
當然，絕非所有行政處分都須透過訴願程序才能有效保障當事人之權利，但相關的配套措施卻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例如行政程序法第109條明定，經聽證程序作成之行政處分，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行程序。然而可惜的是，公平法於修法時，並未同時配套加入強制聽證條款，而行政程序法第102條固然規定，行政機關於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處分前，應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但同法第103條卻又另設有諸多得不給予陳述意見機會之例外規定，以致多年來遭受學者批評是將「例外當成原則」。
公平法修法後，當事人不僅無訴願權可行使，亦欠缺作成處分前應強制聽證之程序保障，其所受之罰鍰處分，金額之高甚至可能遠超過刑罰之罰金。因此，當事人在受調查階段是否被賦予完整、適當的正當程序保障，實為至關重要的問題之一，此除由當事人據理說明外，更有賴行政法院依職權充分調查證據，方能有效保障人民於修法後所僅存之「訴訟權」。
＊作者為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