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是當今最顯赫的國際政治理論概念之一，大概可以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法蘭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一齊，構成三個由美國政治學者提出、對國際輿論產生深遠影響的當代國際政治概念。
如何看待「歷史的終結」、「文明衝突」，以及「修昔底德陷阱」
筆者對此三個國際政治概念的態度如下：
對「歷史的終結」，基本上肯定，這在去年刊出的《放棄目標：拜登對中格局的戰略危機》文首作了簡述；
對「文明衝突」則有所保留，理由之一是，輿論普遍視「九一一事件」為「文明衝突」理論的最佳證明，但筆者認為「九一一事件」的實質是「衝突手段」的衝突，亦即（西方的）「文明抗衡」VS（極端伊斯蘭的）「恐怖主義」，而非西方與伊斯蘭這兩種文明體系本身的衝突。沒了恐怖主義，在當今世界，西方與伊斯蘭之間的文明「衝突」經常似有若無。君不見，在歐美，因為「政治正確」，主流社會對伊斯蘭的「入侵」極盡忍讓；歐美為新疆伊斯蘭的維吾爾族人權幹上中共，這豈非是西方在「文明聲援」伊斯蘭，是對「文明衝突」的反諷？還有西方左派的支持巴勒斯坦／抨擊以色列；美國民主黨政府在中東的「以巴衝突」中並不全然袒護以色列；以及，美國與極端保守的伊斯蘭國家沙烏地阿拉伯的良好關係，等等，都顯示出，美國／西方與伊斯蘭世界之間，像美伊（朗）對立那樣的「文明衝突」幾乎是特例，更多的，是上述群例的「文明和諧」。
但對「修昔底德陷阱」，筆者基本上否定之，甚至認為它是個「鬼話」，幾乎一問世即淪為中共的「大外宣」兼「大內宣」，在國際間為中共張目，起到擾亂世人思維的很壞作用。
何謂「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是古希臘身兼軍事將領的歷史學家，他的傳世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述了公元前四世紀發生在古希臘的斯巴達城邦和雅典城邦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斯巴達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是當時的「既有強權」，雅典位於伯羅奔尼撒東北方的阿提卡平原，相對於斯巴達，是當時的「新興強權」。修昔底德認為，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因為雅典作為「新興強權」威脅到斯巴達這個「守成強權」，令其坐立難安，他如此寫道：「雅典的崛起和斯巴達深植內心的恐懼導致戰爭不可避免」（It was the rise of Athens and the fear that this instilled in Sparta that made war inevitable）。修昔底德的這句經典話語實際上奠定了一條古典國際關係定律：一旦「新強權」威脅到「舊強權」，雙方的衝突很可能導致戰爭。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我們的民主有那麼棒嗎？ ｜ 更多文章 ）
「古為今用」，美國哈佛大學的政治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轉借這個修昔底德兩千多年前的概念為當代所用，於2012年首創「修昔底德陷阱」一詞，在當代特指美中競爭，認為這兩國正在走向戰爭。艾利森還在其相關著作《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一書中援用了世界史上的十六次所謂的「新老強權衝突」例子，作為其論點的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