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緗家觀點：鬼話「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是當今最顯赫的國際政治理論概念之一，大概可以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法蘭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一齊，構成三個由美國政治學者提出、對國際輿論產生深遠影響的當代國際政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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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歷史的終結」、「文明衝突」，以及「修昔底德陷阱」

對「歷史的終結」，基本上肯定，這在去年刊出的《放棄目標：拜登對中格局的戰略危機》文首作了簡述；

對「文明衝突」則有所保留，理由之一是，輿論普遍視「九一一事件」為「文明衝突」理論的最佳證明，但筆者認為「九一一事件」的實質是「衝突手段」的衝突，亦即（西方的）「文明抗衡」VS（極端伊斯蘭的）「恐怖主義」，而非西方與伊斯蘭這兩種文明體系本身的衝突。沒了恐怖主義，在當今世界，西方與伊斯蘭之間的文明「衝突」經常似有若無。君不見，在歐美，因為「政治正確」，主流社會對伊斯蘭的「入侵」極盡忍讓；歐美為新疆伊斯蘭的維吾爾族人權幹上中共，這豈非是西方在「文明聲援」伊斯蘭，是對「文明衝突」的反諷？還有西方左派的支持巴勒斯坦／抨擊以色列；美國民主黨政府在中東的「以巴衝突」中並不全然袒護以色列；以及，美國與極端保守的伊斯蘭國家沙烏地阿拉伯的良好關係，等等，都顯示出，美國／西方與伊斯蘭世界之間，像美伊（朗）對立那樣的「文明衝突」幾乎是特例，更多的，是上述群例的「文明和諧」。

何謂「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是古希臘身兼軍事將領的歷史學家，他的傳世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述了公元前四世紀發生在古希臘的斯巴達城邦和雅典城邦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斯巴達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是當時的「既有強權」，雅典位於伯羅奔尼撒東北方的阿提卡平原，相對於斯巴達，是當時的「新興強權」。修昔底德認為，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因為雅典作為「新興強權」威脅到斯巴達這個「守成強權」，令其坐立難安，他如此寫道：「雅典的崛起和斯巴達深植內心的恐懼導致戰爭不可避免」（It was the rise of Athens and the fear that this instilled in Sparta that made war inevitable）。修昔底德的這句經典話語實際上奠定了一條古典國際關係定律：一旦「新強權」威脅到「舊強權」，雙方的衝突很可能導致戰爭。

「古為今用」，美國哈佛大學的政治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轉借這個修昔底德兩千多年前的概念為當代所用，於2012年首創「修昔底德陷阱」一詞，在當代特指美中競爭，認為這兩國正在走向戰爭。艾利森還在其相關著作《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一書中援用了世界史上的十六次所謂的「新老強權衝突」例子，作為其論點的證明。 

「修昔底德陷阱」錯在哪裡？

筆者如何用「價值VS身份」來判斷「修昔底德陷阱」錯誤？很簡單，先用「價值VS身份」衡量美中關係。美中競爭在客觀的本質上究竟是「價值」議題還是「身份」議題？當然是「價值」議題。美國及西方的政治人物、媒體一再指出：中共破壞了「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還不談中共在其國內的「種族滅絕」、「活摘器官」，以及廣泛侵犯人權等種種踐踏「普世價值」的惡行）。這個「規則」的核心，即是「公平公正民主法制」的「普世價值」。美中衝突，以及歐中衝突，或西中衝突，是全然的「價值衝突」、「價值議題」。

但用來指稱美中關係的「修昔底德陷阱」，它對美中競爭的判斷，是「價值定位」，還是「身份定位」？當然是「身份定位」，這是初窺「修昔底德陷阱」的內容即可判斷的：修昔底德所處的公元前四世紀古希臘年代並無今天般的「價值」觀念，斯巴達和雅典的衝突無關「價值觀之爭」，他們的衝突是全然的「身份地位」之爭。問題就出在這裡。

按「價值VS身份」的原理，「價值導向」的思維注重「是非對錯」，因此，如果承認美中之間是「價值」競爭，美國與中共之間就有了「價值」的對錯之分，按「普世價值」，當然美國（以及西方）「價值正確」，中共「價值錯誤」乃至「價值罪惡」。這是中共絕對不想看到、不願承認的。

但如果是「身份導向」，將美中對立定義成兩個「大國」間的權力地位與利益之爭，事情性質就變得完全相反：不但美中競爭彷如兩個流氓搶奪地盤，全無「是非對錯」可言，美國並不具有「價值」上的道義優勢，中共也談不上「價值罪惡」；而且，美國是出於「嫉妒」，是為了維持其現有的「霸權地位」而壓制正在「崛起的中國」，是美國「心胸狹窄」、「吃相」更難看、道義上更錯，「中國」反而是美國「自私嫉妒」的受害者，更值得同情。

更嚴重的是，由於歐洲和西方陣營的其他民主國家，如東方的臺灣、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也是站在美國一邊的，抹殺了美中對峙中美國的「價值正確」，也等於宣告整個西方陣營對中共的立場是沒有「價值」意義的 ―― 是如此嗎？臺灣人民會接受這個說法嗎？

如同筆者在上一文的《溫習「價值VS身份」……》裡敘述的，定義美中對立是「價值」性質還是「身份」性質，存在著「主、客觀」的兩個角度，目前的事實是，美中競爭在「客觀」上是「價值」屬性，但艾利森教授卻使用「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硬是在「主觀」上將美中競爭扭曲詮釋成「身份」屬性，完全顛倒了美中競爭的實質，「修昔底德陷阱」即是如此拉低美國／西方的「價值高度」，墊高中共的「價值低度」，洗白中共，抹黑美國，損貶西方民主陣營，這種混淆是非、扭曲價值，正是中共亟欲想要的。

「修昔底德陷阱」說的惡劣影響

由此，「修昔底德陷阱」一問世即獲中共青睞，立即變成他們的「大內宣」兼「大外宣」，連專喜鸚鵡學舌「掉書袋」的習近平都多次拿此說事。國際社會還有言論自由，中共和艾利森教授的追隨者可以鼓吹「修昔底德陷阱」擾亂輿論，頭腦清醒的民主陣營也可繼續揭露中共專制擴張破壞「以普世價值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各說各的話，世人還不致輕易被顛倒是非的中共「大外宣」和「修昔底德陷阱」矇騙。但在大陸國內，在中共強力控制下，只有「大內宣」的一個論調，可憐多少大陸人民被中共愚弄，六分被迫四分自願地接受了「大內宣」謊言？早在「修昔底德陷阱」問世之前很久，中共的對內宣傳即已是「美國嫉妒打壓中國」，「修昔底德陷阱」是艾利森以「哈佛大學知名教授、權威的國際政治大師、美國政府顧問」的顯赫身份，從美國正統建制派角度呼應中共，為中共提供反美理論，幫助中共在海內外形塑反美反民主的民意和輿論。

由此，即便是在民主的臺灣，有多少反共的電視名嘴報刊名筆也誤信艾利森教授的謬論，常將「修昔底德陷阱」掛在嘴上落在鍵下，宣稱「美中爭霸」，洗刷中共、潑黑美國，親痛仇快而不自知？「修昔底德陷阱」可謂流毒氾濫，影響極壞。

「修昔底德陷阱」之錯，從「美蘇冷戰」開始

請參考下列圖表，它摘錄自艾利森教授的《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書，是作者列出的十六例「崛起強權挑戰統治強權」中最接近我們時代的最後四例，以及筆者「擅自」添加的第十七例。圖表中的「競爭領域」是艾利森教授所定義的「挑戰」之目的和內容，也連帶判定了這挑戰是「價值」性質還是「身份」性質。「價值」自然是「普世價值」；而「身份」，圖表所列之「競爭領域」是各種有形無形的「利益」，但因這些「利益」全都是相關當事國意志的延伸，爭奪的分界就是「你、我、他」，無關「價值」，故是純粹的「身份」性質。

很清楚，從第13到第16，艾利森教授在「主觀」上將這四例通通認定為「身份」屬性，因為作者列出的四項「競爭領域」，沒一項與「民主法制自由人權」等的「普世價值」有關，全都是體現「當事國」意志的「有形無形利益」，是全然的「身份」議題。

但回到「客觀」角度，認定第13例與第14例為「身份屬性」，這基本上沒問題；第16例「成例」的本身就很牽強，沒有意義，但無關本文主題，略；最成問題的是第15例的美蘇冷戰。

美蘇冷戰：「價值」屬性，還是「身份」屬性？

艾利森教授將美蘇冷戰定義成「全球權力」之爭，只要稍微深究一下，任何一個初具國際政治常識的人都能明白：他犯了國際政治的低級錯誤。在「客觀」上，美蘇互爭的實質根本不是「權力」，而是「意識形態」：是（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VS（蘇聯為首的）專制主義、資本主義VS共產主義、民主議會政治VS「無產階級」專政、市場經濟VS計劃經濟、私有制VS公有制。

此外，不知是艾利森教授有「大小眼」的勢利心態，眼裡只有美國和蘇聯的「大國」，沒有美蘇周圍的大群「中小國」；還是為了他「修昔底德陷阱」的說法得以成立，有意無意地忽略排除這些「中小國」？因為，在13〜16的四例中，只有美蘇冷戰有個鮮明特點：這並非幾個「大國」單獨的爭鬥，而是兩大國家集團、兩大價值陣營的對峙。美國周圍集結了一大群「中小國」，組成的軍事機構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經濟機構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對抗蘇聯陣營同樣有一批「中小國」聚集的「華沙條約組織」（軍事）和「經濟互助委員會」。這些「中小國」分別簇擁在美、蘇周圍的目的，按艾利森教授邏輯，難道是為了分別成全美國和蘇聯的「全球權力夢」？當然不是。這些「中小國」站隊美國或蘇聯，其目的性質完全是為了參與「意識形態／價值觀／生活方式」競爭，美國周圍的「中小國」全是自由民主國家，蘇聯周圍的全是共產專制國家。這些「中小國」的存在及其行為只能證明，艾利森教授不提美蘇的「兩大價值陣營」，只說「兩個大國」，將美蘇競爭「身份詮釋」成「全球權力」而非「價值是非」，這完全錯誤。

美蘇冷戰，單看美蘇兩國，確實是「大國」間的對立，繼此之後的「大國對立」，是美中兩國。既然艾利森教授將美蘇冷戰「身份詮釋」成「大國」的權力之爭而非「價值觀之爭」，按此邏輯，他看待美中矛盾也必然會拋棄「價值觀」因素，「身份導向」地詮釋成「大國競爭」，此所以他名之為「修昔底德陷阱」。這，即是筆者「擅自」為他新增的第17例，見上圖。

「修昔底德陷阱」錯誤的思想根源

艾利森教授之所以會發明出這個「顛倒是非、錯亂價值」的「修昔底德陷阱」，筆者認為是因為他思想上至少有以下五個盲點／誤區。

一、缺乏清晰的「價值VS身份」概念。說「修昔底德陷阱」百分之百全錯，倒也不盡然，因為在形式上，「崛起的中國」挑戰「守成的美國」，確實很像兩千多年前「崛起的雅典」挑戰「守成的斯巴達」。但這相隔兩千多年的相似，也就到此為止，兩者是「形似神異」，「挑戰」的內涵性質截然不同。「雅典VS斯巴達」是單純的「權力之爭」，其中並無像「美國VS蘇聯」與「美國VS中國」所含有的，類似當代「普世價值是非對錯」的「價值之爭」，這「形似神異」的「異」，就是「價值」與「身份」的差異。艾利森教授如果有「價值VS身份」的概念，就不會把「美國VS中國」的「價值觀之爭」和「雅典VS斯巴達」的「權力／身份之爭」相混淆。

二、缺乏「價值VS身份」的歷史斷代概念，請參考上文《溫習「價值VS身份」……》中的《「價值年代」VS「身份年代」》小節。艾利森教授如果明白二戰後的年代是「價值年代」，他就不會用思想觀念還停留在「價值年代」之前的「身份年代」之「修昔底德陷阱」來解讀美中競爭。

由此可知，艾利森教授援用的十六例，只有「歷史斷代」之二戰前的十四例可算「修昔底德陷阱」，二戰後的兩例「美蘇冷戰」與「英法VS德國」都錯。

三、沒有深思民主的真諦。筆者曾如此寫道：

所謂民主，就是各方按共同認可的遊戲規則平等競爭，輸者平心接受「人勝己敗」的競爭結果。此民主風範的最高表現是和平的「政黨輪替╱政權轉移」，從老牌民主國家美國歐洲，到絕大多數新興民主國家，乃至與大陸同文同種的臺灣，正常的民主運作無不如此。「政權」是「政黨」的終極利益目標，民主政黨能在國內有風度接受失去政權，甘於降為在野「第二」，「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到國際舞臺，由「民主政黨」領導的「民主國家」，又怎會無法接受他國按「共同認可的遊戲規則」競勝自己？

換言之，只要中共與美國都按照「共同認可的遊戲規則平等競爭」，美國即便敗陣也會平靜接受，儘管心裡百般不快，就像其國內的民主黨共和黨選舉失敗一樣。現在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不願見到「中國」超越美國，但艾利森教授看不透的是，這種「不願」，本質上是無法接受中共以「破壞規則」求勝的「專制價值」，而非單純的「斯巴達恐懼」，歸根結底，這仍是因為他缺乏「價值VS身份」的概念，乃至失去了辨別「民主價值」與「專制價值」、「價值是非之爭」與「身份地位之爭」差異的能力，混淆了事情。

四、分不清「中共」與「中國」，這是西方的致命通病。五、不理解中共的「獨裁者思維」。這兩點比較間接，限於篇幅，以後有機會再詳析。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艾利森教授在其書中強調要「瞭解中國」，顯露出他對自己「瞭解中國」的自信。但他其實並不真的「瞭解中國」，他不分「中共」與「中國」、視「中共」＝「中國」，盲視「中共」與「中國」的區別，就是他對「中國」的最大誤解，而他顯然並不知道自己的不知道；艾利森教授在書中還有一個有意義說法：「歷史學家識別複雜事件背後根本原因的能力」，也流露出他自傲擁有這種能力，卻不知道實際並非如此，唉！

美國社會數年前開始形成共識：過去40年，乃至70年，甚至90年的對中政策是錯誤、失敗的。今天呢？看看「修昔底德陷阱」在美國最上層菁英間的廣大正面迴響、看看拜登政府的「放棄中國民主化目標」，便可知他們的對中政策至今仍在歧路上徘徊而不自知。「修昔底德陷阱」對這種錯誤的延續貢獻了多少影響？

請拋棄「修昔底德陷阱」

最後，呼籲任何反共／批判中共的人士，請勿再隨意引用「修昔底德陷阱」，否則，這只是證明引用者自己頭腦不清、概念模糊。

＊作者為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