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則UNFCCC同樣承認，即便在格拉斯哥會議之後，現有的全球減排承諾不但無法落實控溫1.5°C之願景目標，甚至還會推向2.4°C，且最樂觀的評估亦顯示，我們目前的努力最多只能控制在不升溫超過1.8°C。就此，UNFCCC認為，除公部門的持續努力外，對於企業界而言，最重要的是建立其有效的碳定價機制。這也可以解釋今年來台灣的工商企業團體也不斷地在做此呼籲。
目前，台灣已在建構2050淨零碳排的路徑上投入大量的政策與資源，然則，誠如前述個人所提及者，台灣已到了必須走出自己氣候行動路徑的時刻，而不論出自義務、道德或是發展之需求，台灣這波氣候行動的展開，顯然是源自歐盟的碳邊境措施及跨國企業的綠化供應鏈壓力，換言之，對於台灣而言，因應氣候風險所帶來的生存發展威脅，已經成為國內公私部門與團體的共同關切之重點，而這個促成公私齊心的元素，正是氣候危機將帶來的經濟危機。至於如何因應疫後復興之挑戰，化經濟危機為轉機正是當前全球能否強化氣候行動之核心課題，也是台灣在啟動新的氣候行動後所必須特別關注者。
自全球經濟的發展看氣候行動面臨的挑戰與機會
首先，世界銀行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指出了全球經濟長的悲觀趨勢；亦即從2021的5.5% 降至2022的4.1% 及2023的3.2%；其中開發中國家的復興會慢於工業先進國家。同要的，聯合國的2022年世界經濟情勢與趨勢報告也同樣指出2022的4.0% 及2023只有 3.5%的悲觀成長趨勢。(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2) 而這種成長下滑的困境也同樣呈現在國基貨幣基金會最近的修正報告中(World Economic Outlook) 這種悲觀的經濟前景也讓各國對於減碳的企圖傾向保守。
然則面對這種經濟發展的困境，國際能源總署(IEA)卻提醒我們，欲達成2050的淨零碳排目標，仍必須透過已開發國家的在地永續投資，及其協助開發中國家的轉型低碳經濟，來逆勢提升GDP的成長水平（IEA） ；換言之，國際能源總署的報告嘗試告訴我們；透過已開發國家的永續投資及開發中國家的轉型低碳經濟來落實2050淨零目標，將有助於克服氣候風險所帶來上述的經濟衝擊，進而有助於維繫氣候行動所需經濟成長及其能提供的資源；而這些資源正是填補上述格拉斯哥決議之控溫落差所迫切需要者。尤其對於所謂的氣候風險脆弱國家而言，這也是它們能否、願否積極投入全球協力減碳的關鍵條件。這種《巴黎協定》帶動的趨勢，引領了歐美跨國企業更積極的投入氣候行動，也持續對綠化全球供應鏈來解決所謂範疇3的減碳壓力造成影響，而台灣所具有的全球供應鏈，正是首當其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