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如泥鰍，狡猾得很！一代大師／頑童／文妖／文痞……李敖之死，正好可以用來析解歷史人物是如何活趣、欺瞞、顛覆一整個時代；弔詭的，他的終極定位卻未必能如他所願！
月旦人物不是外科手術，不能遽爾切割說：早年李敖風華鼎盛、言之有物，猶如先知於暗黑中捎來微光；怎奈晚年返祖症纏身，以致反美帝、頌天朝，歌一統、罵台獨。這種截肢手術看似客觀公允，其實怠惰得很，永遠是瞎子摸象！
一九六○年代大鬧天宮
要談李敖，不能以學科之網撈捕，也不該妄立分水嶺，而必須回顧他的時代以及心繫的思想傳承，這才不致太離譜！準此，一九六○年代既是李敖的奠基點，從中更可捕捉向為人忽略的瑰麗奇珍。陳映真生前總慨歎，歐美日風起雲湧的六○年代，台灣卻是瘖啞烏黑。若有火花，只是少數覺青零星脆弱的反抗，卻連個漣漪都不生，這就是劉大任刻鏤《浮游群落》的時代註記。然而，就算彼時台灣鎖國搞白色恐怖，還是可藉由橫向的移植，讓島內的青年獲致一定的苦悶紓發和國際接軌，這其中《文星》雜誌和李敖就此暴得大名。六一年十一月，第四十九期的《文星》出現李敖為這本雜誌所寫的第一篇文章〈老年人和棒子〉。之後《文星》成他的舞台，而他也漸成《文星》的操盤手。他嘻笑怒罵活似孫潑猴，且都一針見血讓被罵者七竅生煙、反擊無力，尤其「中西文化論戰」就是他憑本事大鬧天宮的歷史勳章。當時年輕氣盛的李敖「分心二用，雙手互搏」，左手護胡適，與徐復觀、任卓宣、鄭學稼搏擊，右手戳傳統文化之弊，與胡秋原、劉述先等拚內力。事後綜觀這些論戰文字，絕大多數是各說各話，乃至人身攻擊，學術功力更是在乾嘉學派的羽翼裡翻滾文字義理，實在稱不上前瞻。
《北京法源寺》啟蒙讀者歷史用趣
然而，從兩個層面來看，這場中西文化論戰在台灣仍有其意義。首先，看似乾嘉訓詁之學的異地翻新；但李敖的用心是藉由文化的深探，讓視野重回清末民初的歷史現場，他要以康、梁、譚嗣同等人的處境衝決網羅，表象來看好像百日維新、五四精神的再現，實則當年的黨國體制凶險更勝慈禧、北洋政府，李敖敢以自身之力正面突擊，除了自大至極的信念外，沒有厚實的歷史底蘊和情感就不濟事。因此，日後他寫就一生唯一可看的小說《北京法源寺》，就是挹注感情與歷史情境於一爐所致。更且戰後嬰兒潮一代的台灣人，經此啟蒙鼓舞，頗多人慢慢理解歷史之用趣，於是從中國史（尤其近代史）而後迂迴徐進台灣史。不論是否無心插柳柳成蔭，是否曲徑千繞，若無《文星》時代的李敖，是難以期成歷史研讀會綻放精彩視角。深一層看，少了歷史感情與底蘊，台灣的反對運動就不可能扎根。 （相關報導： 台灣「狂人」李敖離世 文學政治不羈路任後人評點 ｜ 更多文章 ）
再者，李敖以《文星》為舞台，創發出台版、小型的六○年代青年風暴。其性質、規模（左翼、集體、激進）自然無法和彼時歐美日的等級相類比；但對照前述陳映真等人的「浮游群落」悲運，李敖以說學逗唱、單人相聲風格搭起的舞台，其實反倒符合南島熱鬧喧騰的氛圍。在雷震遭構陷入獄的六○年代，看著李敖的橫眉冷對千夫指，當然會激發年輕世代有為者亦若是的內心呼應。六○年代是李敖的，這既有知識啟蒙的興味，更具娛樂大眾神效。但問題在於，李敖始終是以《荒野大鑣客》的孤孑身影強逞英雄本色，那種看似不妥協的抗爭風格，與其說是自由主義，毋寧更接近楊朱的自我中心主義。再進一步勘查，李敖的這種自我中心主義，完全與彼時風行的存在主義若符合節──「存在即本質」，形露於外即是荒謬、扭曲、疏離。奠基於此時代的李敖，爾後永遠以一種不合時宜的「異鄉人」姿態面世。當他開風氣之先帶動潛在的反抗能量後，崇拜者終會發現李敖只是自戀、狂悖，最後幾近法西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