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後四十年—就是1980年代之後，這樣的原則卻有了大逆轉：醫療為主，預防為輔；醫療部門往個人化、去集體化、去組織化的大方向發展。人民公社及合作醫療解體；為人民服務的「赤腳醫生」消失，取代他們的多是以提供醫療商品賺取利潤及收入為主的鄉村醫生；衛生醫療資源從農村轉向城市；更注重西醫，商品化、市場化醫療服務的提供，大量增加對醫療機構的投入，迫使公立醫院自負盈虧，甚至允許、鼓勵私人資本進入醫療領域，以賺取利潤、積累資本；公衛不再注重群眾運動，反而注重個人化的醫療技術。
因此，當新冠病毒疾病的流行在2019年年底侵襲中國大陸湖北武漢的時候，中國大陸已然承襲逐漸醫療化、個人化、去集體化、去組織化、商品化、市場化的公衛體系，當然這樣違反公共衛生兩大原理的公衛體系很可能對這個陌生的傳染病的防治會力有未逮的；再加上疫情在武漢爆發時，中國大陸—甚至全球--公共衛生領域對新冠病毒的性質是不理解的，因此一旦新冠病毒傳染病侵襲武漢，全國及公衛體系經歷一段混亂時期，確診及死亡人數也快速增加，但是穩定下來以後，就很有魄力的執行各種防疫措施，也收到成效。這主要歸功於中國大陸政府迅速介入，發揮從社會主義時期就建立起來的政府治理能力，封城、在武漢快速建設兩個防疫醫院、對感染者免費救治、應收盡收、中醫介入等果斷措施；另外一個歷史性的因素是，中國大陸還殘留著社會主義時期建立起的「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疫情爆發後，大陸各地醫護人員都到湖北支援，適時防堵了新冠病毒疾病的蔓延；另外，少數社會主義時期殘留的基層社區組織，也發揮了組織民眾投入當地防疫工作的作用。我們要特別指出，中國大陸上述這些應對新冠疫情的措施及行動，都是與1980年代之後的醫療「市場化」原則背反的，也就是說，這些措施與行動事實上是「去市場化」、去醫療化、公共化、集體化、組織化的。
其次審視英國公衛體系。英國擁有非市場化的醫療體系：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或稱公醫制。二戰之後，英國人民決定，他們的醫療不應該是作為買賣的商品，他們認為，醫療的提供及其經費的支持應該是一個國家集體的事業，因此，這個責任應該由政府與民眾共同來承擔。
於是，1948年開始，英國擁有了一個以政府稅收為基礎、政府負責提供全民免費醫療的公醫制。這樣的醫療體系是符合公共衛生的第二原理的。可惜，英國保守黨柴契爾政府在1990年代開始市場化公醫制、也開始引入私人資本，甚至私有化部分公醫制，這同時，政府也逐漸將公醫制提供全民免費醫療的責任部分脫手。因此，英國的醫療部門也逐漸背離公共衛生第二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