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有關公共衛生第二原理，指揮中心不僅沒有試圖改革醫療部門商品化及市場化的問題，甚至將防疫工作更往個人化的方向推動。全台灣防疫焦點都集中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身上，由指揮中心從上到下的發出指令，基層衛生局、衛生所都是被動配合防疫中心的指示。基層民眾也被動配合指揮中心之令，而勤洗手、而戴口罩、而保持社交距離。在這樣由上而下、防疫一條鞭的政策下，公衛體系中與民眾密切結合的社區防疫網的集體智慧及潛力也沒有被發動起來。2020年六月，在連續數天零確診病例後，台灣開始「解封」。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給台灣民眾在解封之後生活指引卻是十分個人化，與改造、鍛煉公衛體系毫無相關的「防疫新生活」：請民眾繼續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盡量不去人潮擁擠的地方等等個人的行為指引。而這樣的個人化指引，貫穿新冠病毒疾病防疫整個過程。其實，社區民眾除了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等的個人行為以外，還可以在疾病風險溝通、謠言制止、資源協調、情緒安撫、組織動員、科學防疫、危機處理及意見反饋方面發揮很好的作用，但是指揮中心完全沒有試圖發揮社區民眾這些方面的集體能動性。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下個小結：台灣光復後到1980年代，公衛體系及其傳染病防治，假如就公共衛生兩大原理來評比，堪稱「模範生」或至少是「前段班」。然而，1980年代之後，到2020年新冠病毒疾病侵襲台灣，到2021年5月社區感染，到如今，台灣公衛體系及其傳染病及新冠病毒疾病防治工作的表現，就公共衛生兩大原理評判，是「後段班」。
與其他國家/地區的新冠病毒疾病防治做評比
分析到此，讀者必然好奇：我們已經以兩大公共衛生原理審視、評比台灣公衛體系及其新冠病毒疾病防治了，那麼，其他國家/地區又如何呢？篇幅有限，我們下面就這兩大原理，綱要性的分析筆者過去曾經做過系統研究的中國大陸、英國及美國的防疫表現，而且我們的評比及分析還是秉持我們另類評比的核心價值，就是，我們關心這些國家人民的健康及生命，而不是本末倒置的關心資本制度的經濟運作。
首先檢視中國大陸：十分有趣的，雖然兩岸的政治制度迥然不同—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走的是社會主義的路，而臺灣基本上就是走資本主義的路；但是兩岸的公衛體系歷史發展卻又有神似的地方。中共建國後的前三十年，也就是1949到1980年代，公衛體系政策推動原則主要是：預防為主，醫療為輔；醫療部門則是根據人民健康問題的公共性，以集體的、有組織的方式推動。在人民公社下建立合作醫療機制、在基層鄉鎮以集體力量推動衛生工作；訓練從當地評選出來、熱心為人民服務的「赤腳醫生」，從基層民眾的立場，負責基層衛生醫療工作；以中西醫結合執行醫療工作；注重農村衛生醫療；全國醫療機構幾乎都是國家或集體所屬、以提供人民醫療服務為使命；公衛工作與群眾運動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