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光復以後，台灣公衛體系的歷史是從「預防為主、醫療為輔」，發展成「醫療為主、預防為輔」的過程。
接著，我們來檢視台灣公衛體系是否符合第二個基本原理：強調公共性、集體性及組織性。
從圖二及圖三公私立病床數及醫事人員數的變化可以看到，1980年代之前，公私立醫院的規模及人員數量旗鼓相當，而且政府大幅投入公立醫院的建造與支持其經營，甚至在1950及1960年代，公立醫院的病床數比私立醫院的病床數還要高；然而，1980年代後，政府對公立醫院的支持急劇下降，私人資本主導醫療部門發展。即使公立醫院的病床數及醫事人員數也增加（但明顯不如私立醫院的增幅），然而因為政府在1980年代後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對公立醫院的補助逐年降低，公立醫院開始必須自負盈虧，被迫進入市場競爭的行列，因此公立醫院在1980年代後本質上與私立醫院並沒有差別，同樣以個人醫療為運作單位，為了醫院的利益、利潤而經營。
而在過去數十年間，不斷增加的診所幾乎全是私立，公立診所佔診所總數的比例，目前已經低於1%。也就是說，1980 年代後，醫療部門，包括醫院及診所，基本上走向全面商品化、市場化。
總之，1945年台灣光復迄今公衛體系的發展是：從偏向公共性，轉而偏向個人性；從比較集體的力量，轉向以個人的力量來維護全民健康；從組織基層民眾推動公共衛生，轉向民眾自掃門前雪以維護本身的健康及向醫療部門尋求治療自己的疾病。公衛體系的設計、推動與執行，愈來愈背離公共衛生的兩大基本原理，最終走向其對立面：醫療化、個人化、去集體化、去組織化、商品化及市場化。這樣的公衛體系正是2020年1月新冠疫情侵襲台灣時，台灣社會承襲的公衛體系現況。
我們上面有關台灣公衛體系的醫療化、商品化、市場化歷史發展的分析，反映台灣在1980年代之前的公衛體系是符合公共衛生的兩個基本原理而設計、而推動、而執行的，所以，這個時期的公衛體系，相對1980年代之後，就公共衛生兩大原理，是屬於「模範生」或「前段班」級別的。但是，這個「模範生」在1980年代後，就開始逆轉，越來越背離公共衛生的兩大原理，最終走向兩大原理的對立面：醫療化、個人化、商品化、市場化、去集體化、去組織化，變成「後段班」。而這個「後段班」公衛體系正是2020年1月新冠疫情開始侵襲台灣之時，台灣社會承襲的體系。
2020年1月新冠病毒疾病入侵台灣之後，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掌管全台灣的新冠病毒疾病防治工作，它並沒有試圖改革公衛體系的醫療化、個人化、去集體化、去組織化問題；相反的，過去近兩年的防疫過程，事實上是與公共衛生兩大原理背道而馳的。首先，指揮中心違反「預防為主，醫療為輔」的公衛基本原則，主要關注的是已感染、得病，甚或死亡的確診及死亡病例數及其醫療，鮮少過問公衛體系更前端的預防及社區防疫工作，所以醫療化的問題更是變本加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