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用過的閣臣中，得到他最大信任的應該是楊嗣昌。崇禎皇帝還曾經感嘆：「恨用卿晚。」（《明史．楊嗣昌傳》）太晚才任用楊嗣昌。很晚才任用，所以崇禎十年楊嗣昌入閣時，流寇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輕信和多疑的矛盾結合
楊嗣昌規劃了一個有名的策略來對付流寇，稱為「十面之網」 [註1] ，也就是以軍隊武力將流寇密密包圍、限制在一個區域內。要布「十面之網」，就要動用軍隊，也就是「主戰」，然而誰來帶領軍隊呢？楊嗣昌負責制定攻剿流寇之策，但實際執行命令的人卻由不得他來選。
楊嗣昌的重要副手是原福建巡撫熊文燦，他之所以崛起，是在福建沿海整治海盜有功。他運用的方法是拉攏鄭芝龍，消滅了另一支海盜劉香的勢力。劉香被鄭芝龍捕殺，熊文燦就上書報功。不過收到報告後，崇禎皇帝的反應卻是懷疑劉香未死，所以派了一名密使扮成廣西採辦，假意去找熊文燦，實則負責調查劉香是否真的已死。
廣西採辦受到熊文燦接待，相處融洽，一次在酒後，熊文燦拍桌說大話，指稱「諸臣誤國」（《明史．熊文燦傳》），朝中這些人無能又犯錯，才會讓流寇變得如此不可收拾，順口就表示如果交給他來處理，流寇鼠輩絕對不可能這般猖獗。他這番慷慨陳詞大概太感人了，廣西採辦便對他公開自己的密使身分，表示會向皇帝推薦，讓熊文燦去打流寇。
如此一來，熊文燦嚇得酒都醒了，趕緊一連串說出對付流寇的「五難四不可」，但太遲了，這名特使對他的那番激昂表態已經留下了深刻印象。臨別前，特使問熊文燦，如果真有皇命，你接還是不接？熊文燦怎敢說不接呢？當然只能表示不會推辭。視此為保證，特使到皇帝面前便推薦熊文燦。到崇禎十年四月，熊文燦得以拔擢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成為執行楊嗣昌計畫的主要副手，負責布網圍堵、剿滅流寇。
這段過程若從另一個角度看，也顯現出崇禎皇帝的統治問題。一直換閣臣，因為他無法信任任何人，有著高度的疑心病。在這點上，他和其他皇帝很不一樣，是人格上的特質造成的。明朝皇帝握有絕對皇權，又有龐大的宦官系統用來監督、查察外朝官員，保障皇帝不會受到什麼威脅。所以萬曆皇帝可以罷工，一切交給官僚體系自動運作，熹宗也可以那麼信任魏忠賢。然而崇禎皇帝卻一反常人的態度，一般人是聽到人家說的話，除非有特殊理由，會先接受其為真；崇禎皇帝卻是不管聽了什麼，尤其是朝臣的上奏，除非有特殊理由，都先認定其為謊言、假話。
把熊文燦放上這麼重要的位置，並沒有經過仔細地考校與檢驗，就像他連任命閣臣都可以這般隨意，才會十七年內換了五十位。這絕對是一種最糟的擇人、用人方式，開始時如此輕信、如此隨便，等用了之後又處處懷疑。輕信和多疑，矛盾地結合在崇禎皇帝身上。
崇禎人格中深層的遷怒轉移習慣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矛盾的個性？這種矛盾性質在一項心理機制上統合了，那就是拒絕承擔責任、本能地逃避責任。
從表面上看，這樣的人一面輕信地隨便任用，用了又多疑以致頻頻撤換，他不累嗎？難道不會學到教訓，將多疑的態度搬到用人之前，與其用了卻不斷擔心懷疑，不如先花點時間、費點工夫，徹底認清楚這個人，思慮明白他到底是不是對的人選？
我們會有的疑惑，如果從深層心理上對於責任的抗拒來看，就能得到解釋了。這樣的人高度自我中心，到達了絕對不能承認自己可能有錯的地步。正常狀況下，人經常會感覺到自己做錯了決定，感到懊惱而展開反省，過程中我們的自我意識也就受到了打擊。因而逐漸被迫明瞭，現實世界不是我能夠完全操控的，不是我如此計畫、如此想像，別人就會依照我的計畫行事，事情就會依照我的想像發生。如此我們的自我受到了約束限縮，自我中心被其他因素侵入，不可能再如此獨斷。
那麼是什麼樣的人，具備怎樣的心理機制，才能抗拒其他因素侵入，一直保持高度的自我中心，目無外界現實？那就要不斷地「遷怒」，深深相信所有的錯都是別人的，我之所以失敗、之所以無法得到計畫中的結果，不是我的計畫有問題，不是我太一廂情願想像，都是別人害的。
自我中心永遠和「遷怒」的反應連結在一起，愈會「遷怒」的人便愈是自我中心；倒過來，要一直保有高度自我中心的態度，這樣的人非不斷「遷怒」不可。孔子對於人的道德修養有很多了不起的洞見，其中一項就表現在以「不遷怒，不貳過」（《論語．雍也》）來稱讚顏淵。
短短少少的六個字，卻表達了多麼細緻的觀察。不遷怒，指的是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有這樣一份最誠實真摯的反省之意，那不是表現於外、對別人認錯，不是迫於形勢或為了挽回面子給自己下臺階而認錯；而是對內的，自己真切感受其中違背了原則，必須如此認錯，才能「不貳過」，不再犯下同樣違背原則、違背良心的錯誤。
在日常心理機制中，人們會傾向於維護自我（ego），將許多力量從衝擊自我的方向轉移開。久而久之，這樣的轉移就成為習慣，「遷怒」便是其中最常見的一種轉移。
崇禎皇帝的人格中，帶著深層的遷怒轉移習慣，認定別人是錯誤的來源，而以憤怒形式發洩出來。一個經常處於憤怒狀況中的人，往往便是以憤怒為儀式，藉著對別人生氣，撇清自己的責任關係。都是你們胡亂來，都是你們不聽我的，都是你們沒有注意，都是你們不夠認真⋯⋯，都是你們讓我如此生氣，所以造成這樣的錯誤結果都和我無關。愈是怕責任沾上來，就愈要表現得憤怒。
「刑部易尚書十七人」看責任逃避心理
到處都看見別人的錯誤，不斷被別人的錯誤惹怒，不斷地運用他的絕對權威施以懲罰。如此他必然聽不進別人的建議，而他做的任何決定，從他的角度看去，必然得不到徹底、完整的執行。他看不到自己任何的責任，也絕對不願意承擔任何的責任，逃避責任成為他心理機制中的第一選擇，一定要將責任推出去，推到別人身上，他才活得下去。
崇禎十年，他聽從建議任用了熊文燦，到崇禎十三年十月，熊文燦被殺了。從史料記載上看，無論是人格、思想或行事風格上，袁崇煥和熊文燦都相去甚遠，不過他們生命的終結方式卻是一樣的─都是因為擔任總督軍務時所犯的錯誤而被皇帝下令誅殺的。崇禎皇帝在位期間，另外還有鄭崇儉、劉策、楊一鵬、范志完和趙光抃，總共七個人，都因為總督任內的錯誤而被殺。總督的位階多高、權力多大，能當到這個位階的人沒有多少，他們竟然都那麼糟糕、那麼無能？真的那麼糟糕、那麼無能，這幾個人又是如何當上總督的？
看一下其中的鄭崇儉。他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是負責圍堵張獻忠勢力的，成就很高，號稱「未失一城、喪一旅」（《明史．鄭崇儉傳》），卻因為在追擊張獻忠部隊幾次大捷後，留守的軍隊先行返還使得亂事又起，就被告了一狀，說他太早撤兵。皇帝立刻將他召回，後來下獄，罪名是「縱兵擅還，失誤軍律」，很快判定「立決」，意思是甚至不等到傳統上認定可以問斬的秋天，如此迫不及待將他處死。他是在農曆五月初夏行刑的，離入秋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除了七位總督之外，崇禎皇帝還殺了十一位巡撫。 [註2] 而負責審訊、刑殺這些人的刑部呢？在《明史．喬允升傳》中算得清清楚楚：「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書十七人。」平均一年換一位刑部主事者。第一任薛貞是熹宗朝留下來的，屬魏忠賢的黨羽，所以被撤換誅殺，這還有道理。第二任是蘇茂相，他從戶部尚書轉任刑部，才任職半年就被罷免。第三任王在晉還沒正式上任，皇帝就改變主意將他調到兵部。第四任是喬允升，和前面提過當閣臣的劉鴻訓一樣，在任內被遣戍流放。
下一位是韓繼思，因皇帝對刑部議獄的結果有意見，他就被革職了。接任的是胡應台，他在史書中得到的記載是「獨得善去」，竟然能夠好好做完刑部尚書沒有出事，多麼難得！
下一任馮英，和喬允升一樣，任內犯錯遣戍；下一任鄭三俊，和韓繼思一樣「坐議獄」，但不只革職，還因而坐牢。再來的劉之鳳也「坐議獄」，可是遭遇一個比一個慘，不只革職、坐牢，還被判處絞刑，在行刑之前就病死在自己曾掌管過的牢獄裡。
下一任甄淑，因為收賄被關進天牢，也病死在獄中。下一任李覺斯又「坐議獄」，不只革職，連科舉功名與官員資格都沒了，但至少保住一命，也沒有坐牢，還算是待遇較佳的。再下一任是劉澤深，任期很短就病死在任上。再下一任是鄭三俊復職，任期沒多久又改派到吏部。再下一任范景文剛任命還沒上任，又改派去工部。再下一任徐石麒「坐議獄」被免職。
接著還有胡應台，皇帝兩次要他當刑部尚書，他「再召不赴」，絕對不肯當。所以換成張忻來當，到他在任時，李自成攻陷了北京城，他成為明朝在北京的最後一任刑部尚書。
[註1] 《明史．楊嗣昌傳》云：「嗣昌乃議大舉平賊。請以陜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四巡撫分剿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剿；是謂十面之網。而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專征討。」
[註2] 《明史．顏繼祖傳》記載：「終崇禎世，巡撫被戮者十有一人：薊鎮王應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養沖，登萊孫元化，大同張翼明，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山東顏繼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永圖，而河南李仙風被逮自縊，不與焉。」
作者介紹｜楊照
本名李明駿，1963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為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人。
擅長將繁複的概念與厚重的知識，化為淺顯易懂的故事，寫作經常旁徵博引，在學院經典與新聞掌故間左右逢源，字裡行間洋溢人文精神，並流露其文學情懷。近年來累積大量評論文字，以公共態度探討公共議題，樹立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與標竿。
曾任《明日報》總主筆、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臺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新新聞》週報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等職；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 BRAVO FM91.3電台「閱讀音樂」、臺北電台「楊照說書」節目主持人，並固定在「誠品講堂」、「敏隆講堂」、「趨勢講堂」及「藝集講堂」開設長期課程。著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文學文化評論集、現代經典細讀等著作數十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