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史學大師余英時8月在美國寓所辭世，享耆壽91歲，與他相識多年的香港中文大學學者陳方正指出，余英時有「中國歷史學術研究」和「當代中國批判」的兩個世界，既不一樣卻又互相影響，而這兩個世界都是因他有5年身處於50年代的香港所形成。
聯經出版舉辦「余英時紀念論壇」系列線上講座，4日下午以「究天人之際，此身所立的中國」為主題，邀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陳方正、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特聘資深教授葛兆光、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與談，並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何曉清主持。
與余英時相識一甲子的陳方正談「余英時的兩個世界」，他表示，余英時的人生態度、世界觀、事業取向，都是在不到30歲就已經定型，後來都沒有重大改變，這非常重要。
陳方正借余英時於1974年發表的文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可以說余英時自己也有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是他徜徉其中、落而往返的中國歷史學術研究的世界，另一個他不能自己、奮筆疾書的當代中國批判評論世界，這兩個世界既不一樣卻又互相影響，余英時這兩個世界很早就定型，後來逐步深化擴大，但始終沒有在根本改變，換言之他很早就找到安身立命之地，這是他獲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影響余英時一生的3個關鍵時期 與錢穆的相遇相知
陳方正說，要了解余英時的人生態度，最可靠的就是看他發表的回憶錄，其中剖析了他早年的3個關鍵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37年至1946年的7歲到16歲，他當時在安徽鄉下度過，雖受良好的傳統教育，但見聞十分有限；第二個時期是1946年到1950年的16至20歲，那是一個兵荒馬亂、受學生運動衝擊的時代，余英時輾轉於南京、北平、瀋陽、上海，雖然有兩趟大學經歷，但不可能用功，可說是無所適從。
陳方正接著提到，余英時第三個時期就是1950年到1955年的20至25歲在香港的5年，可以說是他一生的關鍵，因為這是他第一次真正嚐到家庭的溫暖，雖然家裡沒錢但有親情滋潤和支持，他的父親余協中是有名的西洋史教授，並且和當代大儒錢穆很熟識，所以余英時不久就進了新亞書院成為錢穆最器重的弟子，這對兩人都是難得的緣分，當時新亞書院雖然困難，但因強大的理念支持，沒多久就得到援助，而且開辦了研究所，余英時的學業因此沒有中斷。
陳方正指出，在這5年中余英時不只長日埋首故紙堆，也大量批閱西方歷史、社會學、政治學著作，同時寫文章、辦報、辦雜誌、探索新思想、出版書籍，成為一位最活躍的年輕文化人，他日後的兩個世界正就是在這時期逐漸出現的，中國歷史研究的世界是在新亞書院內錢穆的循循善誘下形成，當代中國評論的世界則是透過自己的學習、探索及社會上中國社會知識人的社群碰撞而形成，前者是學術性、思辨性，後者是社會性、活動性，兩者互補。 （相關報導： 你收到了嗎！長榮確診機師足跡廣 指揮中心發送110萬筆警示簡訊 ｜ 更多文章 ）
同樣經歷過50年代香港的陳方正說明，當時香港的處境很艱難，首先還未從戰爭中復原，湧入大量大陸難民，人口遽增4倍，經濟非常困難，同時受到想突破禁運的新中國、挑動反共意識的台灣及美國這三大外部壓力，能維持穩定是一個奇蹟，而這要歸功英國人高明的政治手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