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徐曉最近被當局帶走關押，原因是「危害國家安全」。事件可能涉及她編輯剛逝世的六四學者陳子明關於憲政的著作，並印刷發放了幾十套。民辦的立人大學負責人薛野、柳建樹也同日被捕，中國知識分子面對不確定的季節。
北京萬聖書園老板劉蘇里後來推算，作家徐曉是在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午被帶走的。
在與徐曉的助手反覆回憶、核對時間和線索以後，劉蘇里重現了當時的情況——一群謊稱「來看徐阿姨腳傷的人」在二十六日中午十一點五十分敲開徐家大門，於一點二十分到三十分之間，將徐曉帶離家中。
多年來，徐曉都獨自生活和工作。丈夫周郿英在九十年代因病逝世，《永遠的五月》一文便是徐曉紀念亡夫的散文名篇。兒子則常年在美國留學。徐曉現在擔任財新傳媒的首席文化編輯，每日閱稿審稿無數，其腳部腓骨骨折，就是因為於樓梯行走時仍在看稿，不慎跌倒所致。
從二十六日到二十八日的兩天內，徐曉的姐姐都無從得知其消息。直到二十八日，她被派出所告知，徐曉被「預審大隊」帶走，原因是「危害國家安全」。中國法律規定，犯罪嫌疑人被拘捕後，公安機關必須於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家屬，但現實往往令人沮喪。
維權律師斯偉江向亞洲週刊解釋﹕「法律雖然有這樣的規定，但沒有明確以怎樣的方式通知家屬，所以常常出現的情況是，公安用寄信的方式通知家屬，而且你的住址和戶籍所在地不一致的話，還可能故意寄到你的戶籍地去。」
由於當局並未公布緣由，為何逮捕徐曉成為知識界仍未解開的迷惑，而其擔任民間暑期學校立人大學講師的經歷，成為外界猜測的最大原因——因為在二十六日當天，擔任過立人大學理事長的薛野、立人前副總幹事柳建樹等人也被逮捕。
對此種猜測，立人大學的創始人李英強感到疑惑。在他看來，徐曉此番繫獄，可能另有緣由，但「具體為何，當局未說，我們也不知」。
徐曉好友、學者熊景明告訴亞洲週刊，徐曉此番被捕「應該與立人大學沒有關係，但很可能與前不久逝世的學者陳子明有關。她受委託一手操辦陳子明的葬禮，並且陳子明有一套關於憲政的著作在徐曉手中編輯，徐曉曾把此書印刷了幾十套，在葬禮當日發放」。陳子明是大陸著名學者，曾被當局誣為六四運動的「幕後黑手」，並因此入獄十三年之久。
早在一九七五年，徐曉就被控「反革命」罪名而入獄，原因是「搜集、流傳反動小說、詩詞；搞反動串聯，惡毒攻擊中央首長，攻擊『批林批孔』」。而事實上，共產國家裏特有的「反革命」一罪，直到一九九七年，才在中國刑法中被更名為「危害國家安全罪」。歷史在近四十年後重演，六十歲的徐曉因同樣的罪名，被當局逮捕。
青年徐曉與北島等詩人一同創辦《今天》，面對整個黨國結構，因為「從不懷疑中產生了懷疑」，進而開始了意義的追尋。此後數十年，她在職務寫作之餘，開始書寫亡夫周郿英、友人趙一凡、史鐵生、詩人芒克等人，這些在樣板同質化年代裏鮮活而智慧的不幸個體，終於在二零零五年結集成為《半生為人》一書。這本書獲得當年亞洲週刊十大好書的榜首。
《半生為人》寫出八十年代改革之初中國知識界的時代氛圍，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色彩。美學家高爾泰評價此書為一首憂傷的長詩，其中沒有控訴，沒有譴責，而只是講述了一個個智慧而橫遭不幸的人，終於構成「弱者的勝利」，徐曉在書中寫道，「誰愛得越多，誰就註定是弱者」。
文如其人，徐曉也從來不是高聲批判當局、主張激烈變革的異見分子。也正因此，此次她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被當局逮捕，讓諸多自由知識分子大呼詫異，匪夷所思。
作家趙越勝質疑﹕「這麼個文弱女子，一直與詩歌、美文為伍，心中滿是慈悲，眼前皆是好人，最看重的是友誼與愛、正義與真理，怎麼危害到了利維坦（國家）的安全？」
多位與徐曉接近者均表示，徐曉的家人希望此事能夠低調處理，因為如果因此觸怒當局，很可能會讓徐曉的處境更加艱難。在受訪中，他們普遍恐懼更大的麻煩會隨之而來。
與此同時，在互聯網上為徐曉發聲的知識分子也多遵從一貫以來的傳統——即「跪著造反」的策略。如劉蘇里等人在微博呼籲時，基本圍繞著徐曉的個人道德以及她溫和的主張。
作家李靜睿則近乎悲絕﹕「我們這些讀讀書寫寫書的人有什麼能耐危害國家？這個國家值得我們去危害嗎？」作家綠妖則說﹕「如果這樣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六十歲老太太都能以涉及『國家安全』罪名刑拘，誰還是安全的？」
這本是中國大陸知識分子早已習慣的抗命方式——用盡可能去政治化的方式呼籲和爭取，以降低敏感度，從而換取當局寬容。然而，這策略在自由知識分子中已不再具有廣泛共識。在此前的浦志強等案件中，這一現象已經初現端倪，到徐曉被捕時，一些知識人已經直言不諱地公開質疑。而在應該如何談論徐曉被捕的問題上，這些質疑甚至演變為互相指責。
多倫多大學助理教授張軍說﹕「你看北京平常大街小巷出租車裏都是高談闊論政治的人。但是一到真正需要冒風險付代價做政治表達和抗爭的時候，基本上就都慫（軟弱）了，遠不如廣州等地，至少近二十多年如此。而在上海，基本上大家就直接迴避政治、擁護政策，裝都不裝，直接認慫。」他為此劃分了「帝都（北京）文化VS魔都（上海）文化」，分別代表了「偽政治化的政治化VS去政治化的政治化」，以指出北京文化圈對於徐曉被捕一事，不敢直面當局的政治鎮壓行為。
廣州文化人葉恭默對此響應，他說﹕「每有同道被捕，我看到泛北京文化圈內人的呼籲，大抵是通過憶舊，把對方描繪為一道德楷模，驚呼哀嘆這麼好的人都要抓。政治行動是對權利勇敢的行使和爭取，不敢堂皇贊同因義受難者的主張，直斥迫害的無恥，無疑是在消解正氣和勇敢，強化恐懼和無力感，並不值得稱道…… 」
而曾供職《南方都市報》的著名時評家宋志標則在個人微信公共賬號「舊聞評論」中，表達了類似的看法：「最近有個印象，圈子正在成為某些人士的『消音器』，尤其在北邊那些個圈子文化盛行的人群中。那些進去的人，是因為他們的主張與做法，還是因為他們是『一個好人』或『一個值得懷念的人』？」他進一步質疑這種「跪著造反」的「助紂為虐」﹕「事情發生後，圈子裏的人究竟所為何事？是負責了『捉住』以後的壓沉，成全了完整的撲滅流程，還是真的所行了自詡的愛護？這真是一種奇特的現象，多少年來，虧了多少人，現在逐漸成形明朗。」
關於「溫和的人」應不應抓的問題，知名媒體人石扉客直白道出了自己的觀察﹕「非常不喜歡那些一驚一乍以平素溫和來為被抓進去的人辯護的做法。你以為黨和政府是班主任，看你日常表現來打期末評語？鬥爭需要，再溫和也弄死你，鬥爭不需要，再暴烈也暫容忍你，一切看鬥爭是否需要。再說了，法條上從沒有一條寫著態度溫和就豁免。再再說了，你溫和不該抓，人家不溫和就該抓了？」
近一年多來，當局逮捕了多位自由派知識精英——從政見較為激烈的維權律師浦志強，到堅持公民維權的法學教授許志永，從創辦民間智庫傳知行的郭玉閃，到寫作《可操作的民主》的寇延丁……
如今再到政見溫和、性格熱忱，一直只從事文化編輯的徐曉，當局對知識界的態度已經遠不同於胡溫時代，無論知識分子「溫和」還是「激進」，對凡是不同於黨國者，都及時「亮劍」，與此同時，則力捧文化程度令人難堪的周小平和花千芳等「正能量作家」——這儼然已成為當局對知識界的「新常態」。
也正因此，知識界原有的「跪著造反」的經驗變得不再適用，在與當局互動時手足無措，頹勢盡顯。抓人帶來的恐懼感讓徐曉家人和朋友渴望，此次抓人只是當局給她的警告。他們希望低調處理，依舊按照從前的方式進行「去政治化的呼籲」。但在徐曉一案中，已有知識人捅破這一層窗戶紙，對原有博弈方式公開質疑，所獲響應不在少數。
從去年開始的打擊微博大V到持續進行的線下抓人，當局持續進攻性的打壓確實會帶來大規模的沉默。但很可能，一種暗流已開始浮出水面。與當局公開決裂，或者繼續沉默不語，逐漸成為一部分知識人或隱或現的不同選擇。「新常態」之下，中國知識界正在進入充滿不確定的季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