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作家兼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理事張娟芬，7日上午發表《死刑判決的批判性閱讀》一文，凸顯當前法官作出判決時，未必對犯罪人的背景有所了解，甚至未與社會背景結合，比如，在沒有探討「結構性失業」與「個人失業」的相關性前，就判決失業偷竊以罪。此外，她認為，調查的判決書中，有半數以「前科」作為故事的起點，以「不知悔改」為銜接用語，形同對犯罪人的標籤化。
張娟芬表示，判決是運用語言來達成的司法行動，改變了被告的法律地位，也間接形塑了社會價值、重新定義社會及影響法律文化，故判決絕對具有絕對重要的法律地位，但當前的判決卻未必關注到犯罪人所在的成長背景與社會脈絡，形同除了罪犯身份以外，其他犯罪促成的背景都不重要的現象。
張娟芬舉電影《單車失竊記》的故事為例，二戰後的義大利人民相當貧窮，多以零工為生，擁有腳踏車才容易爭取到好工作，年輕父親把妻子的嫁妝都賣了，好不容易買到了一輛腳踏車，但上工第一天就被偷，他報警、到零件工廠尋找都沒有用，最終為了生計，迫於無奈而決定偷一輛，一下手就被捉到，遭群眾圍堵辱罵。
對電影觀眾來說，看到的是戰後經濟蕭條社會中，腳踏車作為家裡的生財工具，無助的他，「偷車」成為他唯一自力救濟的機會，此種情境下的電影觀眾對社會脈絡有了理解，也有了對主角的同情；對照偷車抓包現場一群憤怒的民眾，張娟芬認為，兩群人並非道德標準不同，而是看到的故事深度不同，前者將主人翁與1940年代義大利的社會歷史背景結合，後者僅看到單一事件，「是真空之中的道德義憤」，張娟芬反思，當今我們的法官做出的判決書究竟呈現的是哪一種層次的故事？
經實際調查45個判決書的結果，她發現，有23件以犯罪人的「前科」為故事論述的起點，先一步給予犯罪人明確的負面識別，其後不斷以「不知悔改」作為前科與這次犯罪的制式銜接用語，另外22個判決，則以「犯罪動機」為起點，比如其長期失業缺錢花用故犯罪，而不會以個人的正當職業作為故事的起點，形成了對犯罪人的標籤化，「犯罪人」以外的身份變得空白。
但在實務上，究竟社會脈絡在判決書的呈現界限該到什麼程度呢？張娟芬認為，當前很少看到法官去真正了解犯罪人的背景，法律若僅止於事實認定的話，那只是合法的架構，若考慮到量刑，從一開始就不能將社會、成長背景切割出去，否則量刑的綜合考量是講假的嗎？
她認為，作出法律判決時，一定有評價的部分，關係到怎麼認知這個犯罪人，是好吃懶做？亦或勤勞奮發？量刑上當然應該反映出來，雖不必從祖宗三代探討起，但判決書也應適度呈現其成長背景、犯罪人是什麼樣的人、以何為生等，張娟芬認為，我們應當對法官有此適當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