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司法院提出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行政院以「加註意見」方式通過。雙方對於草案中鑑定制度最大的歧異，在於司法院提出刑事訴訟法草案中增訂「測謊之結果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但行政院則「加註意見」認為不宜在法條中訂定「測謊鑑定結果無證據能力」之規定，「宜由法院於實務個案中認定逐步發展形成見解」，預料法案在立院審查時勢必再度引起一番論戰。
司法院此次修法，係為解決司法實務因測謊違失而造成冤案之問題，釜底抽薪，直接砍掉測謊鑑定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能力，立法目的固屬良善，然而司法院此次僅就測謊問題修法，似乎仍嫌保守，不夠宏觀，為達成保障人權之使命，理應邁開大步前行，徹底解決當前司法實務鑑定諸多問題，尤其是對於存在已久有關「科學證據」的迷思與誤謬。
法院應摒棄科學必然為真的看法
首先，法院必須善盡「守門者」的職責，認知科學證據的有限性，摒棄科學必然為真的看法，對於科學證據進行審查。
以「齒痕比對」鑑定為例，過去鑑定單位曾認為準確度高達99.99％，但根據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簡稱NAS）2009年針對美國鑑識制度提出檢討報告《美國提升鑑識科學：前進之路》，即明確指出「齒痕比對」無法計算其機率。蓋皮膚上之咬痕會因時間之改變及皮膚的彈性而產生變化，咬痕表面的不平整性、膨脹及癒合，這些特性會嚴重地限制法醫齒科學之有效性。同時，還存在一些實際困難，例如一些照片的失真及嫌疑犯的齒列因時間經過的改變，會限制比對結果的正確性。
美國法醫齒科學會後來為回應社會批評的聲浪，修正指導原則，明定：「所有表示毫無疑問或無條件指認犯案者的用詞，全部禁止使用。」根據美國國家冤案登錄中心報告，至少已有24人因DNA鑑定不符或錯誤的科學證據而被平反之案例。
無獨有偶，日本司法實務因DNA鑑定開啟再審程序，最後宣判無罪之案件，最著名者為「足利事件」。
本案判決有罪確定後，被告以有DNA鑑定之新證據為由向第一審法院提起再審，遭第一審法院駁回，第二審法院則鑒於本案DNA鑑定之重要性及其理論與技術之發展，命2位鑑定人再鑑定，因鑑定結果認自被害人衣物取得之精液DNA型別與被告不符，而於平成21年6月撤銷原裁定開始再審，並裁定停止被告之執行。
再審裁判所於平成22年3月，以該抗告審之鑑定結果相當可信，而原鑑定就其實施之方法、技術，在科學上足以信賴之方法等尚有疑義，而排除原鑑定書及以該鑑定書為前提之自白，判決被告無罪確定。
法院不應當全盤接受「專家」主張
在我國司法實務，筆者於2014年任職高檢署檢察官受理一對母子申冤殺人案件，參酌美國國家科學院前述報告，才得以解開齒痕鑑定一直被認為是「科學證據」的迷思，並委託刑事警察局以最新技術重啓DNA鑑定，順利為受刑人聲請再審，推翻三審有罪確定判決予以平反。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疫情中，司法系統如何保護家暴被害者？ ｜ 更多文章 ）
其次，法院不應當全盤接受「專家」提出的所有主張，專家證人之證言也必須符合其專業領域的「科學知識」，才能採為證據；法官應當審查、區分「描述性主張」與「推論性主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