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正大學2月公布的〈109（2020）年臺灣民眾對司法與犯罪防制滿意度之調查研究〉，僅有26.7%民眾對於法官可公正公平審理與判決刑事案件持正面評價，代表有7成民眾對法官審判普遍不信任。
雖然蔡英文總統第一任上任後於2017年大動作召開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甚至編列上億元預算做國民法官大內宣，然而國民黨智庫5月4日發布的民調顯示，高達83.8%的民眾不知道蔡總統的司法改革理念或措施，司改國是會議至今已過去4年，成效卻如此低落，讓人不禁要問：說好的改革呢？
犯罪被害人才是真正的司法弱勢
多年來我國在審理刑事訴訟案件的過程中，為了避免國家迫害，著重於保護被告的法律權利，然而犯罪被害人在司法程序中經常被忽略，被害人及其家屬的權益未受到司法保障。除了媒體集中報導少數重大傷害或殺人案件，被害人能受到社會關注向外界發聲以外，大多數犯罪被害人難以得到實質協助，更別說要司法還被害人正義。國家不能保護真正受傷的人民，也難怪司法信任度低落。
綜觀台灣現行的犯保制度，《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中僅限於規範補償金相關措施，使得犯保協會的定位不清，組織預算、專業人力編制不足，專員負擔案件數過大，很難提供被害人完善保護。
此外，犯保業務雖由地檢署主導，但是欠缺資源整合機制與跨機關橫向溝通管道，而且各分會委員多數非法律社工相關實務背景，除了三節例行性慰問、補償金申請，幾乎沒有進一步的保護行為，對被害人的幫助十分有限。
對於犯罪被害人與家屬來說，案發後的心理狀態飽受打擊，當碰上冷冰冰的司法程序時，執法人員缺少同理心的對待，還得遭受媒體報導後人們異樣眼光耳語，被害人與家屬的精神和身體健康被漫長的審理過程消耗殆盡，一個犯罪案件的背後，竟是數個破碎的家庭。
筆者認為被害人需要的是一套能夠同理尊重，長期陪伴關懷心理健康，重視個人隱私，並且受到司法尊重的制度，政府應該明白：單憑補償金無法撫平被害人的傷痛。
修法不能只是意思意思
若從國外的犯保制度發展來比較，就會明白台灣有多落後。拿台灣法律經常參考的日本法與德國法來比較。
日本2004年制定《犯罪被害者等基本法》，保障了被害人訴訟程序中的隱私權，防止被害人受到二度傷害，該法也保障了被害人的「訴訟參加」的權利，被害人擁有陳述意見、訴訟紀錄閱覽及謄寫請求等積極參加審判的權利。
德國的《被害人保護法》的附屬訴訟制度更確立被害人的訴訟主體地位，被害人得參加檢察官提起的公訴，並擁有證據調查聲請權、發問權、異議權，甚至有獨立上訴的權利。
上述兩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犯保制度的演進，都是往基本法或權利法的趨勢，積極保障被害人的訴訟主體地位以及被害人的生命尊嚴。 （相關報導： 汪志雄觀點：沒有司法倫理與良心，何來司法貞操？ ｜ 更多文章 ）
台灣自2019年底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法，新增了被害人訴訟程序中本該受到的保護措施，諸如陪同在場、隱私保護、隔離，也引進修復式司法的概念。儘管如此，在新增訴訟參與權利部分，卻與修法前被害人在司法程序中的弱勢地位無異，不但限制訴訟參與申請的範圍，也只有卷證獲知權與部分陳述意見的機會，遠不及於被害人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