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艾沙還在不停發電子郵件給所有他能想到可以幫助他的人。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駐倫敦辦公室表示，它會調查此事，並且會幫他找到一名律師。然而，若要與律師會面，艾沙需要獲得移民局官員的上岸許可，而鑑於艾沙的身份，移民局官員必須徵詢港口和法院方面的意見才行。
艾沙說，他打電話給敘利亞駐埃及大使館，但電話無人接聽，他的母親還去大馬士革向敘利亞外交部請願，也沒有人願意聽她反映問題。一位熟人找到了一名敘利亞外交官的電話，他告訴艾沙，這屬於埃及的主權事務。
當年9月，艾沙的母親不像以前那樣經常打電話來了。她得了癌症。9月10日那天，一位親戚打來電話，問艾沙是否坐著，他從電話裡得知，母親已經過世。
幾天後，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船員工會打來電話說，法庭駁回了另選他人作為船隻監護人的請求。工會聘請的達肖爾（Amin Al Dashour）稱，法院從未了解艾沙一案，並且對他想要予以解釋的要求也置之不理。
艾沙說，他給薩那德發了電子郵件，薩那德告訴他，這艘船會被賣掉，很快艾沙就能拿到錢了。
2018年最後一天，艾沙和剩下兩名船員一起吃了頓飯，彼此說了些祝福新年好運的話。到2019年夏天時，除了艾沙，就只剩下一名船員。當年8月，這名船員上岸辦事，隨後打電話說，他不回來了。
至此，這艘空蕩蕩的巨輪上就只剩艾沙孤身一人。真正令他感到不安的，是很難聽到人聲。聽了好多年的輪船嘎吱聲和抖動聲，如今卻令他毛骨悚然。
他在駕駛台一待就是幾個小時，在那裡凝望地平線，看著往來的巨輪，尋找人類同伴的蹤跡。為躲避白天的酷熱，他會下到船艙裡，太陽落山時再出來，在甲板上走走。他說，到了夜裡，船上漆黑一片，寂靜無聲，就像墳墓一樣。
他下載了一些電子書在手機上——杜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土耳其小說家埃利芙·沙法克（Elif Shafak）的，還有尤瓦爾·諾亞·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人類大歷史》（Sapiens）。
代理商阿拉仍在供應食物和燃料，只是量沒有那麼大了，頻率也在減少。艾沙說，有幾天，他只剩幾片乾麵包可以啃。船上的柴油快用完了，燃料一旦用光，電燈就會熄滅，而且手機也沒法充電了。
阿拉說，他在MV Aman上花掉的補給和維修保養費用已經超過10萬美元，可對於這些費用和三番五次的求助，薩那德都漠不關心。「船東總是這樣輕鬆。」阿拉回憶說，薩那德要他放心，他會付錢的。
已經幹了20年代理的阿拉說，他實在不明白，一個坐擁好幾艘大船的船東，並且每艘都價值數百萬美元，為什麼會為了這麼一點債務而放棄一艘船。他說，2019年底之後，薩那德再沒回過他的電話。「他就這樣消失了。」阿拉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