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至二○一九期間，我擔任中華民國派駐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大使。三年間讀了不少雜文，回台之後寫成《牧羊人讀書筆記》一書。我自嘲這三年是在「北海牧羊」；北海是指日內瓦北國之地，牧羊則是在異域「經營」。外交官要經營什麼呢？當然是拓展邦誼、爭取國際支持、合縱連橫各方勢力，為台灣爭取最大的利益。
這三年外放的特殊機緣，恐怕是絕大多數人少有的際遇。我自己是經濟學的專業，粗通產業經貿。外派期間恰好遇上百年難得一見的「美中貿易大戰」，駐WTO大使是在最前線，遂有國際場域合縱連橫的密集實戰體驗。二○一七年之後，美中對峙正式把「科技」面加入；隨著美國制裁ZTE、華為、抖音、逮捕孟晚舟、施壓台積電，美中戰線迅速蔓延，幾乎形成以科技為核心的全面鬥爭。碰巧，我自己在二○一二至二○一四擔任過台灣「國家科學委員會」的主委，對於科技政策與資通訊知識都有一些涉獵，遂能對百年難見的美中科技對陣，別有一番體會。親身體驗這種經貿×外交×科技的刀光劍影，就是我前文所說的難得際遇。
分析美／中衝突的緣起
坊間許多評論指出，過去十年美中之間之所以會產生大衝突，是肇因於中國日益高調的擴張。習近平明白捨棄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透過亞洲投資銀行、一帶一路、南海擴建礁島、打造航空母艦、推出「中國製造2025」與「中國標準2035」、戰狼外交等，高姿態地向世界宣揚其「霸主」地位。簡言之，論者認為，中國的高調稱霸作為引發了所謂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遂有兩強之間的對峙衝突。在對台政策方面，中國則是催逼甚緊，對於蔡政府幾乎是不假辭色，軍機飛越台海中線示威幾成常態，「武統」喊話甚囂塵上，威脅台灣的安全與民主。許多人都認為，二○二一年應該是影響台灣未來發展關鍵的一年。
台灣面對這樣大國相爭的環境，要如何自處呢？在《牧羊人讀書筆記》中，我提出 pivoting 的戰略構想，譯成中文是「關鍵扭轉」。所謂關鍵扭轉，就是希望台灣能預判戰局走勢，在若干面向超前布局，然後在未來的兩、三年間，運用我們的實力擴大這個預先布局的影響，期待三、五年後形成對我們更為有利的大環境。這樣的布局，不是偶發的、斷續的，而要持續性地推展。關鍵扭轉戰略不同於傳統的「槓桿」。槓桿是在「給定戰局」中左右游移取捨，希望在平衡中求生存或是圖進取；關鍵扭轉則是要靠當下的小小投資，促成未來某些有利於台灣的「嶄新戰局」的出現。
我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戰略思考。但是當我在若干場合演講時，聽眾經常提出的問題是：槓桿平衡很容易思考，大抵是「不要明顯站邊」的邏輯；但是朱老師你所說的關鍵扭轉，要從哪裡切入呢？要如何操作呢？如何能期待其發揮扭轉效果呢？這些問題問得好，一時之間我也沒辦法回答。 （相關報導： 王汎森專文：外交官不住相讀書，其功能不可思量 ｜ 更多文章 ）
不只是大國爭霸，更是基本價值衝突
二○二○年八月十日，一則新聞又啟動了我的思考。當日，香港政府以北京新頒布的「國安法」罪名，逮捕《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每個人也許對《蘋果日報》的風格有不同的評論，但是媒體風格終究是枝節；踐踏新聞自由卻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