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策動的西安事變經過情形，若干年來，官方與民間皆有紀述，但對於促發事變的基本因素，以及最後演變的戲劇化的結局之所以然，或以顧忌現實，或以見聞未週，付之缺疑。筆者根據個人陸續訪察所得，分別敘次，聊備史家參證云爾。
遠因
筆者曾在日本東京旅遊中，晤及西安事變時擔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苗劍秋氏，叩以事變的裡因安在？他說出兩點：
一是「九 ‧一八」事變發生後，除卻原在關內的奉軍外，許多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東北智識份子，亦紛紛潛入關內求生存。當時南京中央當局通知張少帥，所有來到關內的東北軍政界人士，政府必予照顧，不愁失業，然事實上十九皆未兌現。這班人有如喪家之犬，流落江湖，靡所瞻依，只好投奔奉軍各部隊中，免成餓莩，對中央當局乃滋生反感，憤憤不平，因而影響軍心。
二是奉軍初由平津奉調至鄂豫皖地區勦匪後，再調往陜西勦匪，在長期作戰中，自多損失，然中央未予補充。迨陜北紫羅鎮之役，奉軍兩師人完全覆沒，中樞即把這兩個師的番號亦撤消，氣得張少帥通令全軍報繳剩餘槍枝，自行補充，自籌軍餉，結果補充了一師人，而全軍官兵聞訊更為憤激。此時共黨一面揭出「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類口號，向前線奉軍大事宣傳，一面又將俘虜去的奉軍中下級幹部，經過一番洗腦工作後，陸續釋放，這些人回到軍中，亦倡述一致抗日，打回老家的理論，振振有詞。於是，全軍官兵對於勦匪事宜，皆存厭倦之心，表示不願從事內戰了。
張學良早已洞悉軍心不穩固的情況，他以為共黨號召一致抗日或許是出於愛國的誠意。這時候，日軍正在進攻百靈廟，全國人士皆主張抗拒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他曾經暗與共黨派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員聯繫，希望毛共密遣代表來滬跟他晤談抗日問題，共方即派李克農前來，但張學良一見之下，覺得李克農這名字很生疏，認為不夠份量，他對李表示，最好跟周恩來談談，共方立即同意，約定在陜北洛川的奉軍騎兵首長，王以哲軍部與周見面，周恩來對張鼓其如簧之舌，加以慷慨激昂的詞色表演，使張氏大為感動，決意一致抗日，拯國難，雪家仇。乃乘蔣委員長五旬壽誕機會，親到洛陽祝壽，晉謁委座，要求停止勦匪工作，讓奉軍北上抗日。蔣認為是違背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責學良不明大義，嚴詞訓誨之後，並告學良云：「奉軍若遵從國策，繼續勦匪，即協同楊虎城的部隊，開赴渭河以北地區，奉命作戰。否則你可率部前往安徽戍屯，楊部亦可調赴福建，陜北勦匪任務，即完全由中央軍擔負可也。」這時蔣鼎文、樊崧甫的部隊已進駐潼關，樊部且已到了距西安三十華里的地方。可見蔣委員長對於奉軍不穩的情況，並非不知道，但相信張學良決不會有其他的軌外行動，所以度過壽辰之後，即赴西安坐鎮。據聞奉軍騎兵首長王以哲，曾密電蔣公暫勿前往西安，後來王被奉軍少壯派份子戕殺，即以此故。 （相關報導： 解放軍建軍90周年：你在官媒宣傳裡看不到的中共軍史 ｜ 更多文章 ）
在洛陽祝壽期間，有一段關於西安事變的插曲，亦值得一述。青年黨人鈕先銘，原在西安的奉軍幹部訓練班擔任教官，他洞悉奉軍不穩情形，乃密報該黨領袖曾琦，曾氏認為關係重大，即派李幼樁（璜）氏以代表青年黨祝壽為名，馳往洛陽晉謁蔣公密陳前情。某日午後五時左右，李氏正與蔣公談話間，尚未進入本題，蔣忽然起身立正，態度很嚴肅，李以為這是主人表示送客，不待詞畢即行辭出，心裡頗不愉快。次日把經過情形告訴陳布雷，陳謂委員長對友黨人士素來客氣，何致如此呢？繼而問是在什麼時間，答以下午五時，陳恍然道：「你誤會了！委員長在辦公廳中，每聞早晚升降國旗的號音，必立正表示尊敬之禮。你和委員長談話之際，恰是行營吹起降旗號的時間，以致有此誤會也」。 陳囑李改日再謁見，李因急於回滬，未遑等候約談日期，匆匆離洛；曾琦付託他的使命，因而未能達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