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和白話到底有什麼區別？我的答案是：前者主要以文字來思考、表達，其他居次；後者主要以語言來思考、表達，其他居次。
這不是廢話嗎？不是。怎麼說？我們先講個故事，再來論理。
我大四的時候選修中文系李隆獻老師的《左傳》，這門課沒有什麼神奇的地方，就是老老實實介紹概要，帶大家選讀一些片段，包括與《左傳》齊名的《公羊傳》和《穀梁傳》，詳細講解，教你知道這書大概要怎麼讀、前人是怎麼讀的，同時也讀一些。這樣把你領進門之後，你是否還願意繼續把那團購的四塊大磚頭《春秋左傳注》和《左傳會箋》（都分上下冊）啃完，就看個人了。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公羊傳》解釋「隕石于宋五」和「六鹢退飛」的一段。《春秋》的原文是：
（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飛，過宋都。
《公羊傳》的解釋如下。大家不習慣讀古文沒關係，我下面會講解。
曷為先言隕而後言石？隕石記聞，聞其嗔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鹢？六鹢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鹢，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鹢，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魯僖公十六年是公元前644年，這年春天發生了兩個異象：有隕石掉在宋國五顆，又有六隻叫「鹢」的鳥類倒退著飛行，經過宋都上空。
為什麼寫說「隕石于宋五」，而不說「五顆隕石落在宋國」之類的？因為人會先注意到的是有東西掉下來，再注意看，是石頭。再然後，掉哪裡了？掉宋國境內了。最後過去一看，才數清楚有五顆。「六鹢退飛」則是先看到天上有六隻，仔細看，是鹢；再看，怎麼是倒著飛的？記下來了。
後來我每又碰到文言與白話的爭論的時候，就會想到這一段。
我們說話，依各地語言和各人習慣不同，「隕石于宋五」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多種講法，你把「石」、「宋」、「五」甚至「于」字放在最前面，都可以通。但人家寫文章，在竹簡上刻字，他要考慮的，不只是怎麼用最精簡的字數把事情講清楚，他同時也要思考「怎麼寫才是合理的」，而在成品中體現出來。這就是古人所謂的「書法」，書寫的法度。
李隆獻老師以這一段經傳為例，向我們說明了何謂「屬辭比事」──這是另一個從《春秋》經傳出來的成語，用今天的白話來說，就是：確定概念，選好字詞，一路順著排過去，把事情講清楚。那要怎樣才算成功做到呢？答：「聯字成句，其義自見」──如果我們讀者順著看過去能看懂，那就對了。老師的原話和引用的原文我沒記清楚，但這裡可以引一段近代語言文字學家黃侃(1886-1935)先生回應「中文有無文法」這個問題時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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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未暇言者，則以積字成句，一字之義果明，則數字之義則亦必無不明。是以中土但有訓詁之學，初無文法之作；所謂振本知末，通一萬畢，非有闕略也。
一言以蔽之，就是「直觀」。回到文字剛剛發明那幾百年，我們設想一下吧：讓文字依照我們講話的習慣，「我手寫我口」如實將語言記錄下來，當然是可以的，中國現存最古的傳世經典《尚書》就有很多這樣「記言」的段落。但古人也逐漸發現了：文字不必只跟隨既有的、尋常的語言，文字自身就可以另成一種更為精練的語言，且能跨越不同的地域和時代，大家只要識字就能溝通。這便是「文言」，跨時空的普通話。
《尚書》很難讀，因為它記下來的語言，幾千年下來已經流變成百萬種樣子了，所以它裡面的「白話」雖然對語言學者來說是寶貴材料，但對一般讀者來說太難，所以司馬遷在《史記》裡就用當時的文言把引用到的《尚書》片段翻譯了一下。司馬遷對《春秋》經傳也有同樣的處理，但比較少，因為到《左傳》的時代，「文言」已經比較成熟了；漢人從《左傳》學寫散文，後世又學漢人，於是到現在，我們直接讀《左傳》，也不難懂。
春，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先是簡截了當地用「隕星」和「風」說明這兩個異象，然後補充一個有著充份「反迷信」意識的故事：
宋襄公詢問從周王畿聘請來的內史（官名）叔興：「這是什麼徵兆？是吉是凶？會應在哪裡？」
叔興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而是作了一番國際關係簡報：「今年魯國多大喪，明年齊有亂，您在諸侯中的地位會高一些，但這並不會很久。」完了以後，和旁人吐槽：「國君問了不該問的問題。這些自然現象，不應該和吉凶扯在一起，人才是吉凶的由來。（之所以回答這些），是因為我不敢直接頂撞國君。」
如此強調人事而抑制迷信，正是周代立國以來的傳統教訓──也不是不講神道，但是統治者自己不該迷信，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才重要。《左傳》裡有非常多這類關於異象、占卜的對答，大部份都是國君、將軍想從迷信中尋得一點支持，而大臣將事象導引到常理、正論來作勸諫，然後領導不聽、不做，結果果然失敗。無奈人性就是犯賤，這種事例直到今天都還很多，所以古文裡的這些思想與教訓仍然值得我們觀摩。
但除了這點誰都能照樣來批判一通的教訓之外，這裡我要請大家比對一下上面的原文和我的改寫：
原文：「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我的改寫：「今年魯國多大喪，明年齊有亂，您在諸侯中的地位會高一些，但這並不會很久。」
「今年魯國多大喪」我只改了兩個字，「明年齊有亂」我一字不改，沒翻成現在的白話，為什麼？因為我發現不能改，隨便一改都可能超出原意。叔興當時的答話，應該不會這麼簡短，而《左傳》作者將之整理成這個意思；他為什麼這麼預言，可想是從今年已經發生的事情推論來的，如楊伯峻注：「指桓公卒，孝公奔宋諸事」，但他也可能沒講出來，而就是順著宋襄公想要一個預言的心理，直接給答案，不解釋。「君將得諸侯而不終」要解釋起來也太費唇舌了，而且人家很可能並不想聽道理，所以就直接給答案，不解釋；如果你有心想做好，想要長久，我再繼續回歸人事來給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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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從王畿來的內史叔興，當然是受過教育，講話有分寸的，所以在檯面上應付過去了，下來再和旁人解釋，重申正理來澄清自己。有分寸的對話，整理而為有分寸的文言；要我硬改成現在的白話文也不是不可能，但這裡直接看過去就能懂，而且才能感覺到其中的分寸，那為什麼要勉強改呢？所以上面我刻意不按今白話的習慣，而是斟酌保持古文言的原樣，放棄一文采和風格統一的講求，便請大家一起就此來思量一番。
文言和白話向來是一個粗糙模糊的分野，細分起來，可以分古文言、今文言、古白話、今白話，又可以按各個時代、地域、群體、甚至是個人無限細分下去，而這些又是互相涵攝的，如我們講話會用成語，古人作筆記也偶爾會直接來句大白話，相映成趣。真要劃分，我認為，只能看你在寫下字句的時候，是以「文」的思維來主導，還是以「語」的思維來主導，但這只存在各人的腦海裡，而且同樣是互相涵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麼怎麼辦呢？答案就是不要清楚劃分，只要模糊區分就好。學又要學哪些、怎麼學呢？曰：瞭解這些原理，揣摩這些書法，以而全盤繼承、一體習用。
對於文言文教學的爭議，我去年也在溫朗東主編邀請之下和朱家安辯過一場，參見ＵＤＮ相對論網站「台灣高中國文應廢除文言文必修」頁面。然則辯來辯去，你的國文有變好嗎？我們說古文有多重要、或說某某語、某某文、某某主義才有價值，那你自己有多會用呢？我們不要再只叫人學這些、教那些、這樣學、那樣教，而自己不練，又藉口是因為政府爛、學校爛、體制爛了，那很遜、很沒用。如何才有用？自己學好，然後或者付諸實用，或者開班授課，或者把學習心得分享給教師與各界人士參考。國畫、國樂、書法都有不必倚靠體制就能生存的教學市場，為什麼文言文就沒有呢？我現在即將籌辦「文言講習班」，希望可以聚起有心的朋友，一起來把這門功夫練回來，歡迎來信討論。
最後，再補充一下基礎知識：《春秋》是魯國史書的名稱，孔子基於那個底本，自己刪修了一個精簡版的《春秋》出來作為教材，並在那裡面寄託了自己的政治觀與道德觀。這個版本的《春秋》只有一萬多字，「微言大義」這成語就是從裡面的，沒有講解看不懂，於是後來有「三傳」：《左傳》說明《春秋》書法、補敘史實，也訂正一些錯誤；《公羊傳》和《穀梁傳》則用問答的形式說明孔子為什麼要這樣寫。
《孟子》中記載了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這是說，從這本《春秋》可以懂得他的思想，然而，人家也可以說他不應該把自己的價值觀放在歷史敘述中，即所謂「意識形態掛帥」或「夾帶私貨」，這點孔子是自知有些不妥的，但他還是這麼做了，而且是花了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來做。我們首先要認識到這種執著。（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為什麼這則記載是出於隔代的《孟子》而不是直傳的《論語》？）再者，並不是孔子版本的《春秋》做出來，官方版本就沒有了，那時的人能預見到魯國和列國的官方版史書會被秦國或者別的什麼緣故消滅掉嗎？只是現在就只有孔門的版本傳世而已。在責備或批評儒家的時候，應該先存著這點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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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台北人，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碩士，香港浸會大學人文與創作系博士候選人；作家、歷史研究者、也是漫畫工作者。2013年創辦「恆萃工坊」，目前的產品有《易經紙牌》和《東方文化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