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是世界聯合國日，也是《聯合國憲章》生效75周年的紀念日，而中華民國正好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今天我們就來談談中華民國與聯合國的歷史淵源。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包括五大常任理事國和一般會員國地位都在1971年10月25日為中共所取代，所以讓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長年來都是藍綠兩黨的「最大公約數」。
尤其最近美國對中共的態度越來越強硬，筆者認識的一群中國國民黨愛國青年正在利用當前對台灣有利的國際局勢，推動名為「ROCUN 返聯特攻隊」的中華民國返聯運動。在這裡筆者要向他們表達敬意，因為這件事情的成功非常渺茫，但還有一批年紀比我小的青年國民黨員在推動這件事情，表示泛藍陣營中還有一群熱愛自由民主的理想主義者，值得大家好好支持鼓勵。
當然在討論中華民國與聯合國的關係以前，我們還是要討論中華民國究竟是如何進入聯合國的？何以得到四強地位？美蘇英等前三大巨頭，如何看待中華民國這第四大巨頭的，乃至於中華民國對聯合國的功過有哪些。瞭解過去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內扮演的角色，還有世人如何看待中華民國這件事情，才能評估我們未來重返聯合國的運動會遇到哪些阻礙。
以美式民主改變世界
關於中華民國為何會進入聯合國，並且成為同盟國四巨頭的原因，其實筆者過去好幾篇文章已經談論過，最主要的原因來自美國的參戰。其實不只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四強的構想來自於美國，整個聯合國的構想都是由羅斯福總統提出，目的是取代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就表現失能，無法阻止日本、義大利還有德國發起侵略戰爭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
羅斯福認為國際聯盟失敗的一大原因，來自於美國的孤立主義阻止美國積極介入國際事務，所以美國沒有辦法參加國際聯盟。因為美國沒有參加國際聯盟，英法領導下的國際聯盟完全無力阻止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蠢蠢欲動。為了避免二戰悲劇再度發生，羅斯福不只希望聯合國成為一個集體安全組織，而且還必須要是一個推廣美式民主價值的集體安全組織。
而《聯合國憲章》的基礎，就來自於1941年8月13日在美國海軍奧古斯塔號（USS Augusta）重巡洋艦上簽署的《大西洋憲章》，簽署者只有兩人，分別為羅斯福與邱吉爾。此刻距離珍珠港事變還有快四個月，美國尚未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顯見羅斯福總統改變世界格局的企圖心相當強烈。整體而言，《大西洋憲章》是以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為原型設計的。
所以反對侵略與擴張，「尊重所有民族選擇他們願意生活於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權利」便是《大西洋憲章》的核心價值。這一點符合美國與英國的共同利益，因為1941年8月當下，試圖以武力侵略為手段改變全球秩序的兩個國家分別為德國和日本。德國是英國的敵人，日本則正在與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交戰，所以《大西洋憲章》當然也符合中華民國的利益。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德國空軍何以輸了二戰？無法與盟友建立聯合空中戰力 ｜ 更多文章 ）
消滅法西斯主義與圍堵共產主義，這些確實都在羅斯福總統的考量之中，可是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看在羅斯福眼中不過是美國要打倒的「新敵人」，但是美國如果要建構一個以民主價值為核心的國際「新秩序」，最大的關鍵就是要打倒過去帝國主義時代建立的「舊秩序」。而這個「舊秩序」的建立者和維護者，自然當屬國力式微，但還是相當強大的大英帝國了。
《大西洋憲章》裡面，有許多暗中針對英國的條款，其中「他們希望看到曾經被武力剝奪其主權及自治權的民族，重新獲得主權與自治」一文，擺明就是要求英國放棄所有海外殖民地。邱吉爾有求於美國，自然必須要在這個短期有利於英國，長期不利於大英帝國的憲章上簽名。可羅斯福也知道，邱吉爾以帝國捍衛者自居，不可能順應美國的要求放殖民地自由。
法西斯集團失敗後，美國不只要面對蘇聯這個共產主義霸權，還要繼續拆散大英帝國的「不當遺產」為自己所用，必須再扶植一個新強權起來與美國一起改造世界。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正好是美國改造世界的最好盟友，一來中華民國並非白種人國家，能強化美國在有色人種心目中的正當性，二來中國嚴格意義上並非新強權，而是曾經領導儒家文化圈千年之久的古老帝國，在東亞地區有深厚的影響力。
三來蔣中正不只抵抗日本侵略，對英國在亞洲的殖民主義也無好感可言，第四則是他堅決反共。四點全部加起來，中華民國符合美國戰時與戰後的所有需要，既可牽制日本，也可幫助美國圍堵蘇聯跟拆散大英帝國。更何況蔣中正早從1937年的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就已經以犧牲中央軍嫡系部隊的方式向美國交上了「投名狀」，沒有一個國家比中華民國更適合扮演這樣的角色。
英蘇兩國對中華民國的抵制
關於中華民國對聯合國成立的貢獻，筆者過去在許多投稿風傳媒的文章中討論過了，不需要在此一一贅述。就如美國選擇與中華民國結盟的第一點來看，中國是全世界黃種人人口第一的國家，無論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統治多少土地和人口，只要他能持續領導1/3以上的中國人留在盟軍陣營，就能有效抵制日本帝國「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傳，這是中國對同盟國擊敗軸心國所付出的最大貢獻。
至於牽制100萬日軍，乃至派出中國遠征軍支援滇緬戰場這些，因為日本的投降基本上不受中印緬戰區的影響，所以軍事上的貢獻比起政治上的貢獻而言純屬次要。當然光是在政治上讓「大東亞共榮圈」信用破產，對以白人為主體的英美盟軍而言已經是無可取代的幫助。不提對東南亞各民族的影響，光是海外華人沒有大量志願替日軍效力這點，我們就該加倍肯定蔣公。
然而英國與蘇聯並不樂見中華民國成為世界四強，倒不是說邱吉爾或史達林兩人對中國人有種族歧視，而是在於他們太明白蔣中正領導下的中國與美國關係過度緊密。從盟軍在珍珠港事變後，劃分中印緬戰區時把不包括東北三省在內的中國戰場整個劃入美國勢力範圍，再把印緬戰場劃入英國勢力範圍這點來看，就知道英國對戰後中國的發展已失去話語權。
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國，能如北洋政府時代的中國一樣將英國視為國際社會的領袖，相信邱吉爾會舉雙手贊成這樣的中國成為聯合國四強。可國民政府終究不是北洋政府，蔣中正不只要收回香港與九龍，還對印度的獨立運動展現出強烈興趣，讓英國不可能歡迎這樣的中國與自己平起平坐。看在邱吉爾眼中，羅斯福邀請蔣中正參加開羅會議的針對性，甚至可能還比對日本、蘇聯的針對性大。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德國空軍何以輸了二戰？無法與盟友建立聯合空中戰力 ｜ 更多文章 ）
更何況從實力政治的角度來看，邱吉爾固然肯定國軍在戰場上的犧牲付出，卻仍不認為中國具有現實意義上的大國地位。美國是唯一一個能把歐洲還有亞洲戰局聯繫在一起的國家，領土橫跨整個歐亞大陸的蘇聯，也具備擊敗德國後迅速揮師亞洲戰場的能力。英帝國雖然沒落，餘威卻還是存在，擁有包括澳洲與紐西蘭在內的眾多亞太殖民地。
可是1941年到1945年的中國，是沒有任何實力影響歐洲戰局的，更別談決定歐洲的戰後安排了。邱吉爾以此為理由，反對羅斯福讓蔣中正成為四強領袖，那麼最終羅斯福與其後繼者杜魯門，是如何說服邱吉爾接受蔣中正的呢？關鍵原因不是蔣中正加強了中國的實力，而是英國提出讓法國成為第五強的要求為條件才讓中國鞏固了第四強的地位。
法國在二戰中的表現奇差無比，六個星期就投降不提，貝當元帥領導下的維琪法國還當上納粹幫兇，積極參與對猶太人的迫害，對羅斯福而言不被當戰敗國處理就不錯了，還給予第五強的地位？至於戴高樂的自由法國，羅斯福總統從來就沒有看上眼過，直到1942年美軍登陸北非後才取消了對維琪法國的承認。如同邱吉爾把蔣中正當羅斯福的馬前卒，羅斯福同樣把戴高樂當邱吉爾的小跟班。
最終邱吉爾還是以法國是德國投降後，整個歐洲大陸上唯一有能力遏止蘇聯赤化歐洲的地面力量為理由，更何況法國還可透過亞太殖民地來影響亞洲來說服羅斯福和杜魯門讓自由法國成為世界五強。可羅斯福仍舊反對殖民主義，堅持法國應該在戰後吐出所有殖民地。這是為什麼羅斯福總統會在開羅會議上，提出讓中華民國參與託管法屬中南半島，杜魯門又支持國軍戰後受降北越日軍的一大關鍵原因。
涵蓋董必武在內，共有八名中國人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包括來自國內左右兩大陣營的知識份子都有，象徵當年的中華民國是一個真民主的國家。八人當中除胡霖在1949年過世，董必武與吳貽芳留在大陸之外，其餘五人都追隨中華民國來到台灣。
中共所扮演的角色
其實中共在聯合國成立的過程中，也發揮了國人所忽略的角色，當然其背後代表的還有蘇聯之利益。回到1943年開羅會議時的時空背景，史達林比起邱吉爾對蔣中正有更多的不屑。不屑到什麼程度呢？到了連在開羅與羅斯福、邱吉爾還有蔣中正一起舉辦四巨頭會議都不願意，堅持羅斯福跟邱吉爾另外前往伊朗首都德黑蘭，召開另外一場德黑蘭會議。
1943年11月的蘇聯，還沒有投入對日作戰，與日本甚至還簽有互不侵犯的中立條約。史達林只要用不想得罪日本為理由，就可以輕易拒絕羅斯福讓他和蔣中正會面的要求。為什麼看不起蔣中正？除意識形態的爭執外，蔣中正在史達林眼中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叛徒，早年靠蘇聯協助才能在黃埔建軍起家，結果卻又在得到大權之後翻臉無情，投靠了英美「帝國主義」勢力。
抗戰爆發之初，蘇聯是唯一向國民政府提供援助的外國，可是等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中正仍然一面倒支持美國，同時又不放鬆對中國共產黨的壓制，自然讓史達林相當惱怒。事實上就算蔣中正不想與蘇聯分道揚鑣，他也無法阻止史達林出於蘇聯本身的安全需要，在1941年與日本結成准盟友關係，甚至還承認了日本在東北扶持的傀儡政權滿洲國，這樣蔣中正是要如何跟蘇聯友好下去呢？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德國空軍何以輸了二戰？無法與盟友建立聯合空中戰力 ｜ 更多文章 ）
更何況等到東線戰場穩定後，史達林又把視野拉回到東方，開始支援新疆獨立運動份子反抗中央，國民政府和蘇聯的關係更是惡化到了極致。美國想要讓中華民國成為四強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要付出一定的代價。這些代價都在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上被史達林一一提出，做為蘇聯紅軍參加對日作戰的條件，於是中華民國就丟了外蒙古。
可是最重要的，是蘇聯在中國扶持的直接代理人，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地位要有合情合理的安排。這個合情合理的安排，當然是蘇聯角度下的合情合理安排，所以中國共產黨應該要被視為同盟國的交戰武裝，而非軸心國的交戰武裝看待。從我們事後諸葛的角度來看，中共本來就是抗日武裝，為什麼還要靠蘇聯來爭取這樣的地位呢？不是很奇怪嗎？
但是我們回顧1945年8月9日以前的亞太國際背景，雖然蘇聯已經與英美在歐洲戰場上並肩作戰，而且還在納粹投降後一起維護戰後秩序，但是蘇聯卻依舊維持著和日本的友善關係。在共產主義頭自與東亞法西斯主義頭子仍相互勾結，且新4軍又從1941年開始被中央政府打成叛軍的情況來看，國民政府完全有理由把中共視為軸心國附庸勢力一起消滅。
然而為了確保蘇聯繼續留在對德國作戰的陣營當中，羅斯福總統對史達林做出了妥協，不允許中華民國政府以美援武器對抗共產黨。史迪威甚至不允許蔣中正派胡宗南部隊監控中共，曾導致中美關係相當緊張。最後史迪威雖然被撤換，但是1945年6月26日在舊金山簽署《聯合國憲章》的11人中國代表團中，仍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的參與，這是美國在尊重蘇聯的態度下，不得不對現實做出妥協的安排。
聯合國裡的中國代表
1945年10月24日，文件上有國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長宋子文、駐英國大使顧維鈞、國民參政會主席王寵惠、駐美國大使魏道明、前駐美國大使胡適、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中國青年黨代表李璜、中國民主社會黨代表張君勱、中國共產黨代表董必武、大公報總編輯胡霖與高等顧問施肇基等中華民國代表簽署的《聯合國憲章》正式生效。
伴隨著《聯合國憲章》生效而來的，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誕生，中華民國如願以償的成為了排在英國之後，法國之前的五大常任理事國。然而中華民國打從取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身份開始，在所有重大議題上都追隨美國的腳步。比如說對待韓國問題的看法，中華民國向來支持金九的主張，認為朝鮮半島在戰後應該成為獨立的國家。
然而現實是朝鮮半島被美國與蘇聯分割佔領，美蘇兩強都主張朝鮮人應該先經聯合國一段時間的託管才有治理自己國家的能力。此舉嚴重冒犯了金九與李承晚等南韓民族主義者，他們認為朝鮮人的能力遭到列強低估，透過中華民國駐韓代表邵毓麟向蔣委員長請願，希望中華民國能以世界四強的身份出來替韓國人主持公道。然而戰後的國民政府需要美國幫助掃除共產黨，不願意為了韓國人開罪美國。
最終美國人發現託管遭到韓國人抵制，又改變了態度，轉而支持讓南北韓以38度線為界各自宣佈建國。此舉得到李承晚支持，卻遭到金九大力反對，於是後者轉而前往北韓與金日成商談和平統一大業。李承晚領導下，國土面積只涵蓋38度線以南的大韓民國還是在1948年8月15日成立，金九則因為與金日成的接觸而慘遭南韓右翼軍人暗殺，中華民國對自己長年扶持的對象如此慘死同樣無動於衷。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德國空軍何以輸了二戰？無法與盟友建立聯合空中戰力 ｜ 更多文章 ）
畢竟蔣中正如同李承晚，需要得到美國援助來對抗共產黨，根本沒有國力去思考幫助南韓統一北韓的問題。金九跑去與北韓方面接觸，更是違反了中華民國的反共國策，在蔣中正眼中已經是一個「該死」之人，根本不在乎其死活。中華民國進入聯合國後，唯一與美國做出不同決定的是1947年11月29日決定以巴分治的聯合國大會第181號決議。
中華民國本身並非反猶國家，還曾在二戰期間庇護過猶太人，並沒有理由反對以色列建國。可中華民國內部卻也有大量穆斯林族群存在，比如白崇禧將軍就是全國知名的回教領袖，且支持以色列也可能助長新疆獨立運動者對中央政府的離心態度，所以最終跟英國一樣選擇投棄權票，兩邊都不得罪。更何況1947年的美國，對以色列的反共立場還相當懷疑，並沒有如70年代以後那般力挺以色列。
從1945年10月24日開始到1949年12月9日，中華民國以大國姿態參加聯合國事務的時間不過短短四年。而中華民國在擁有大國地位的情況下，扮演的角色都只是讓美國在安理會多一張票，那麼等到中華民國撤退到台灣以後，自然更是只能充當美國在聯合國裡的打手。不只蘇聯，就連英國與法國兩個追隨美國反蘇的常任理事國都對此看不下去。
安理會第82號決議
失去大陸的中華民國，為了政權合法性更加希望維持聯合國的地位，而蘇聯和英國對於維護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裡的席位是沒有興趣的。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承認中共的共產主義國家，英國則是世界上第一個承認中共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首先不認為毛澤東在抗日過程中對盟軍的支援比蔣中正少，再來則都主張毛澤東比蔣中正更有能力領導中國這個有千年歷史的大帝國。
至少毛澤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裡，不至於淪落成美國的第二張選票，對於遭到美國針對英蘇兩國而言更為有利。史達林是共產主義陣營的老大哥，支持中共天經地義，可英國是中共誓言打倒的殖民主義列強，為什麼又跟中共搞到一起呢？一來中共也需要維持與美國之外的西方國家關係，所以願意在香港回歸問題上對英國退讓。
英國則受二戰時與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狄托合作的經驗影響，認為毛澤東先是一個中國人，再來才是共產黨人，相信最終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成為西方世界牽制蘇聯的夥伴。中華民國退出大陸時，美國政府一度也有與中共建交的想法，可最終卻因為毛澤東向蘇聯「一面倒」的政策失敗。緊接著韓戰爆發，杜魯門總統終於警惕到中共和北韓兩個蘇聯代理人對亞太的威脅，決定維持對中華民國的外交承認。這個美國的戰略大轉彎，首先就反應在聯合國的地位上。
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前，要明白美國不是以美利堅合眾國名義介入韓戰，而是號召組織16個國家的聯合國軍一起參戰。美國雖然不希望中華民國派兵參戰，以防止蔣中正趁機反攻大陸，擴張韓戰的規模，可當時的中華民國仍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所以聯合國軍司令部（United Nations Command）的組建，當然必須要得到台北方面的同意。毫無懸念的，台灣在安全理事會上投下了贊成票。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德國空軍何以輸了二戰？無法與盟友建立聯合空中戰力 ｜ 更多文章 ）
擁有一票否決權的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馬利克（Yakov Malik），以抗議中華民國「非法」在聯合國裡代表中國的名義缺席投票，讓出兵朝鮮半島的聯合國安理會第82號決議得以於1950年6月25日生效。為何史達林不積極阻止美國組成聯合國軍出兵朝鮮？根據史達林1950年8月27日發給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哥特華德（Klement Gottwald）的電報，他認為此舉能進一步羞辱美國的威嚴。
對於蘇聯而言，安理會中五大常任理事國有四個是反共國家，本來就已經是一個不公平的安排，如果硬是投票表決只會變得非常難看。不如將計就計，利用美國力挺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的這個「不合理」安排來挑戰西方國家掌握安理會的正當性。讓人口不到1,000萬人的台灣代表4億人的中國在安理會行使否決權，足以讓多數人看出其背後有美國操縱的痕跡，進而識破其「荒謬性」。
除打擊美國威望，讓不願意在共產主義還有自由主義陣營中選邊站的中立國家產生反感外，此舉還能讓美國把部署在歐洲的重兵和資源調往亞洲，這對同樣採取「重歐輕亞」政策的蘇聯是有利的。對於自由陣營領袖美國和共產陣營領袖蘇聯而言，中華民國留在聯合國裡符合雙方的政治需求，即便雙方有著南轅北轍的政治目標。總而言之，台灣在聯合國裡得到了21年的喘息空間。
「中國代表權」問題的由來
聯合國的席位是暫時保住了，質疑中華民國的聲音卻不斷傳來，讓時任中國駐聯合國大使的蔣廷黻疲於奔命。縱然50年代的聯合國，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主導，可是蘇聯除了本身的投票權外，還掌握了聯合國大會裡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投票權，且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還有南斯拉夫等東歐共產主義國家也不斷質疑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合理性。
尤其是以印度為代表的中立國家，還有以英國、法國為代表的多數西方國家，其實對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安排是相當反彈的。就算此刻英國與法國軍隊已經被美國動員參加韓戰，但是在中共尚未出兵的情況下，西歐國家普遍認為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有助於減緩緊張局面。所以當中共外交部長周恩來在1950年8月24日提出控訴「美國侵略台灣」案，聯合國安理會立即就「中國代表權案」提出表決。
在9月29日的聯合國安理會87號決議中，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只有美國和中華民國對印度邀請中共代表11月15日出席聯合國全理事會議，商討「中國代表權」問題一事提出反對。非常任理事國中，則只有古巴與美國、中華民國同仇敵愾，投了反對票，就連投棄權票的也僅埃及一國而已。剩下的三個常任理事國，還有印度、厄瓜多、挪威和南斯拉夫都舉雙手歡迎中共列席會議。
於是由中共外交部蘇歐司司伍修權統領的中共代表團，得以於11月15日到11月30日隨馬利克一起出席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會議，控訴美國對台灣的「侵略」。非常幸運的是，此刻中共已經參加韓戰，而且還與包括英法在內的聯合國軍大打出手，導致英法兩國改變態度，決定同美國、中華民國一起抵制中共，再一次形成對台灣有利的局面。
最終在11月30日的表決中，支持中共控訴美國「侵略、台灣的只有蘇聯一個國家，中華民國、古巴、厄瓜多、埃及、法蘭西、挪威、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和南斯拉夫都投下了反對票。實行共產主義的南斯拉夫，在民族主義者狄托領導下正與蘇聯處於對立狀態，所以在印度缺席不投票的情況下，轉而與自由世界一道反對中共，彰顯自己的主體性。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德國空軍何以輸了二戰？無法與盟友建立聯合空中戰力 ｜ 更多文章 ）
隨即美國和中華民國聯手對蘇聯、中共還有北韓展開報復，於1952年2月1日通過聯合國大會第505號決議-，即所謂的「控蘇案」。聯合國大會第505號決議，不只明確將支持北韓南侵的蘇聯定位為侵略者，還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蘇聯扶持的第二個滿洲國。由於「控蘇案」還涉及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廢除，所以蒙古人民共和國還在中華民國的抵制下，硬是拖到1961年才進入聯合國。
聯合國大會第505號決議標誌著中華民國在外交場合上取得的一大勝利，接下來直到韓戰結束為止，蔣廷黻在聯合國內確實渡過一段如魚得水的日子。不過投票前一天的11月29日，人在安理會聽完的伍修權在聽完蔣廷黻的發言後，只丟下了一句「他沒有資格代表中國，他發言用的不是中文，所以無權代表中國」的話。此一對蔣廷黻只說英文的指控，看似偏離主題，卻結結實實擊中了中華民國的要害。
聯合國的「量變到質變」
共產主義陣營有一個著名的政治用語，即「量變到質變」，那就是透過改變一個政治團體內部的組成結構，將該團體的屬性從原先的反共轉變為親共。而二戰結束的50到60年代，正好是亞洲與非洲等殖民地擺脫歐洲殖民母國獨立的時代，蘇聯與中共完全有辦法透過爭取這些新型國家參加聯合國，來推動聯合國「從量變到質變」的改變，促成「中國代表權」的易手。
從「控蘇案」成功到1954年「一二三自由日」這短短兩年不到的時間，正是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裡最風光的日子，蔣中正雖然不能派遣國軍到朝鮮半島與聯合國軍並肩作戰，伺機爭取機會反攻大陸，卻還是能以派遣翻譯人員協助聯合國軍審問中共戰俘的方式參加戰鬥。前中華民國駐南非大使陸以正和前《中央日報》社長黃天才，都是由中華民國派赴朝鮮半島的聯合國翻譯官。
這些翻譯人員的最大功勞，就是促成14,000名中共戰俘選擇來到台灣，成為著名的韓戰反共義士。由於反共義士們是在1954年1月23日來到台灣，這天一度成為聯合國官方承認的「一二三世界自由日」。由中華民國、大韓民國以及菲律賓共和國聯手創建的反共組織亞洲人民反共聯盟（Asian Peoples' Anti-Communist League），也順勢成為美國在亞洲抵禦共產主義擴張的一大政治平台。
此刻的國際局勢對中華民國，稱得上是可以用空前有利來形容，因為英國和法國不只在朝鮮半島對抗中共，還要在馬來亞與越南壓制共產革命。顯見蘇聯試圖透過赤化新興獨立國家的方式，在聯合國內增加支持共產主義國家的票數。急需美國援助的法國，改變了原先想與中共和解的立場，成為中華民國的反共盟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則以台北為基地，支援越南法軍圍剿胡志明的叛軍。
英國雖不願意恢復對中華民國的外交承認，但考量到馬來亞共產黨95%以上的成員是由親中共的華人所構成，必須要透過台灣的幫助才能確保華僑華人支持大英帝國。所以英國不只不再挑戰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還與美國聯手在海外華人社群中打造「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神話。國民黨能夠在台灣推廣大中華教育，甚至讓僑民認可自由中國，很大程度上其實來自英美等國的大力支持。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德國空軍何以輸了二戰？無法與盟友建立聯合空中戰力 ｜ 更多文章 ）
只是這個有利的局面，隨著法國軍隊退出越南，還有英國穩定了馬來半島的局勢後又出現逆轉。尤其中華民國在新興獨立國家心中，已經留下太深刻的「美帝國主義馬前卒」形象，所以隨著更多亞洲還有非洲國家進入聯合國後，整個局勢出現空前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55年4月的第一次亞非會議中，不只贏得共產主義新興國家的支持，還取得民族主義新興國家的青睞。
靠著周恩來提倡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中共同時對世界各地的左翼還有右翼民族運動提供支持，逐漸擺脫蘇聯的控制成為國際社會「第三世界」的龍頭老大。最後靠著阿爾巴尼亞及阿爾及利亞等新興國家的支持，聯合國大會最終還是在1971年10月25日通過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並將「蔣介石代表」從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
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的可能性？
從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通過以來，一直到今年的10月25日，其實我們已經渡過快要50個年頭了。過去半個世紀來，無論是國民黨也好，民進黨也罷，都以推動中華民國重新返回聯合國或者聯合國附屬的國際機構為奮鬥目標。雖然許多主張台灣獨立的朋友，更傾向以台灣共和國這個新國家的身份加入聯合國，而不是以中華民國的身份重新返回聯合國，充分體現台灣藍綠支持者國族認同上的差異。
回顧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裡短短26年的歷史，我們不得不說中華民國對於這個國際組織的創設，就算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對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給予充分肯定，而且即便中華民國在1971年退出了聯合國，但是今天的《聯合國憲章》還是開宗明義寫道：「中華民國、法蘭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及美利堅合眾國應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
這段短短的文字，是75年前羅斯福總統與蔣中正委員長攜手努力，為打造一個平等戰後世界努力奮鬥的最佳證明，不受任何時空因素的變化所改變。中華民國雖然已經退守台灣，蘇聯也已經在1991年瓦解，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仍是以「中華民國代表」還有「蘇聯代表」的身份在履行聯合國五大常任國的職責。除非國際秩序出現顛覆性的調整，中華民國聯合國創始國的地位難以撼動。
此外韓戰中台灣協助聯合國軍抵抗共產黨南侵的功勞，雖然沒有得到聯合國的公開承認，卻還是備受國際社會肯定。所以由亞洲人民反共聯盟蛻變而成的世界自由民主聯盟（World League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能夠在1992年正式成為聯合國的外圍組織，而且總部仍然設於台北。這是國際社會給自由中國的肯定，亦為今天台灣其實還在聯合國裡面的最佳證明。
不過受到各種主客觀因素制約，尤其是1949年政府遷台之後，中華民國的國際影響力大幅下降，導致台灣極度仰賴美國支持才能確保聯合國席位。然而殖民地的獨立運動不斷衝撞戰後世界秩序，美國與中華民國雖然不是「帝國主義」的締造者，甚至還是「帝國主義」秩序的瓦解者，但亞非新興國家顯然無法接受一個唯美國命是從的台灣繼續在國際社會中代表中國，從而導致中華民國被趕出聯合國的命運。
短短26年的時間，其實中華民國真正能給聯合國帶來的影響不多，幾乎全部都集中在所謂「中國代表權」上，也更容易讓人們把自由中國視為美國的鐵票部隊看待。當然這一切，其實與中華民國本身並不重視亞洲還有非洲國家有關。尤其伍修權對蔣廷黻不用中文發言的指控，直到今天都還被記錄於聯合國的官方網站上，畢竟中文是聯合國的六大官方語言之一，中國的代表不說自己母國的語言，是非常離譜的事情。
中共進入聯合國，到今天也已經有50年了，這個政權的暴虐性和侵略性近年來也隨著其經濟還有軍事實力的擴張越來越難以隱藏。包括印度還有越南在內，許多過去曾經支持中共的亞洲新興國家，對當今中共的發展也是更加警惕，這些都是有利於台灣重返國際舞台的有利因素。不過在積極發展美國還有其他西方國家關係的同時，中華民國也不能迴避與周邊國家的交流，才能避免過去的錯誤再度上演。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德國空軍何以輸了二戰？無法與盟友建立聯合空中戰力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