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3月2日，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他發表的民族主義第六講中，為中國國民黨的對外路線立下了目標。受到美國總統威爾遜「民族自決」理念，還有「國共第一次合作」的時代氛圍所影響，孫中山強調國民黨的應以扶持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列強為奮鬥目標。他強調：「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
無論是接下來發表於1924年11月24日的「神戶演說」，還是1925年3月11日由汪精衛執筆的《總理遺囑》，都強調國民黨應該領導中華民國協助周邊弱小國家革命。此刻孫中山對歐美列強已經失去期待，除了寄託標榜國際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蘇聯之外，聯合日本與其他亞洲有色人種反抗白人殖民主義的大亞細亞主義，也成為了國民黨所擁抱的意識形態。
也因為這個原因，從小在台灣接受國民黨教育的我們，都相信國民黨始終是與弱小民族站在一起對抗殖民列強的。即便是在蔣中正下令清黨，宣佈國民黨與蘇聯脫鉤之後，國民政府也持續對韓國還有越南獨立運動提供支持，所以這樣的認知也不能稱之為不正確。畢竟「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幾個字，確實也是出自孫中山先生的遺言。
可是大學時代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就讀的筆者，看到的卻完全不是這樣的情景，因為我來自東南亞、中東與拉丁美洲的同學，尤其是「反帝國主義」情緒比較嚴重的同學，一提到Kuomintang這個中國國民黨的英文單詞，或者是KMT的英文縮寫，就幾乎每一個人都痛恨得咬牙切齒，直呼蔣中正是「美帝國主義走狗」（Running Dogs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當時筆者學識還不夠，曾對此感到非常訝異，怎麼中共的宣傳會連這些來自中文不懂半句的同學都深信不疑？難道是這當中有什麼誤會？還是過去在台灣接受的教育其實是有偏差的？曾經支持韓國與越南民族主義者，親自訪問印度會見甘地先生，而且還多方奔走確保泰國能在戰後保持獨立的先總統蔣公，怎麼就變成殖民主義的代理人了？
然而審視1928年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中華民國對弱小民族的援助，其實還是有高度的選擇性。尤其是1927年清黨之後，孫中山先生時代的「革命外交」遭到拋棄，蘇聯及日本取代了英法美成為了國民政府最優先的敵人。然而無論是蘇聯還是日本，都是打著「反帝國主義」以及「反殖民主義」旗號挑戰西方的新興霸權，這就讓國民政府的立場顯得格外尷尬。
「選擇性」的聲援弱小民族
到底蔣中正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如何援助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反抗統治者？根據日裔美籍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的研究，國民政府在1928年完成取得北伐勝利後，就放棄了往日國共合作時代的「革命外交」政策，不再以武裝手段挑戰列強在中國的特殊地位。相反的，蔣中正承接了北洋政府時期的外交戰略，以盡可能融入國際社會的方式來換取西方列強對中華民國主權的尊重。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二戰結束75周年，最早來台灣的盟軍是誰？ ｜ 更多文章 ）
因為蔣中正深知，蘇聯與日本已經成為了中華民國兩個最大的外患，反而是千里之遙的美國，不只對中國的沒有侵略野心，還透過以《九國公約》（Nine-Power Treaty）為基礎的華盛頓體系（Washington System）確保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和疆域完整。從遠交近攻的角度來看，美國與中華民國的緊密盟友關係其實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就已經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