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中華民國如何遭到「第三世界」國家唾棄?

2020-09-27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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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羅會議讓中華民國成為世界四強,但看在遭到西方殖民的國家民族眼中,國民政府選擇融入而非抵抗英美秩序,其實是相當失分的。(許劍虹提供)

開羅會議讓中華民國成為世界四強,但看在遭到西方殖民的國家民族眼中,國民政府選擇融入而非抵抗英美秩序,其實是相當失分的。(許劍虹提供)

1924年3月2日,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他發表的民族主義第六講中,為中國國民黨的對外路線立下了目標。受到美國總統威爾遜「民族自決」理念,還有「國共第一次合作」的時代氛圍所影響,孫中山強調國民黨的應以扶持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列強為奮鬥目標。他強調:「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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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接下來發表於1924年11月24日的「神戶演說」,還是1925年3月11日由汪精衛執筆的《總理遺囑》,都強調國民黨應該領導中華民國協助周邊弱小國家革命。此刻孫中山對歐美列強已經失去期待,除了寄託標榜國際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蘇聯之外,聯合日本與其他亞洲有色人種反抗白人殖民主義的大亞細亞主義,也成為了國民黨所擁抱的意識形態。

也因為這個原因,從小在台灣接受國民黨教育的我們,都相信國民黨始終是與弱小民族站在一起對抗殖民列強的。即便是在蔣中正下令清黨,宣佈國民黨與蘇聯脫鉤之後,國民政府也持續對韓國還有越南獨立運動提供支持,所以這樣的認知也不能稱之為不正確。畢竟「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幾個字,確實也是出自孫中山先生的遺言。

可是大學時代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就讀的筆者,看到的卻完全不是這樣的情景,因為我來自東南亞、中東與拉丁美洲的同學,尤其是「反帝國主義」情緒比較嚴重的同學,一提到Kuomintang這個中國國民黨的英文單詞,或者是KMT的英文縮寫,就幾乎每一個人都痛恨得咬牙切齒,直呼蔣中正是「美帝國主義走狗」(Running Dogs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當時筆者學識還不夠,曾對此感到非常訝異,怎麼中共的宣傳會連這些來自中文不懂半句的同學都深信不疑?難道是這當中有什麼誤會?還是過去在台灣接受的教育其實是有偏差的?曾經支持韓國與越南民族主義者,親自訪問印度會見甘地先生,而且還多方奔走確保泰國能在戰後保持獨立的先總統蔣公,怎麼就變成殖民主義的代理人了?

然而審視1928年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中華民國對弱小民族的援助,其實還是有高度的選擇性。尤其是1927年清黨之後,孫中山先生時代的「革命外交」遭到拋棄,蘇聯及日本取代了英法美成為了國民政府最優先的敵人。然而無論是蘇聯還是日本,都是打著「反帝國主義」以及「反殖民主義」旗號挑戰西方的新興霸權,這就讓國民政府的立場顯得格外尷尬。

國民政府對韓國獨立運動的支持,是為了抗日的地緣戰略需求,並不是真心要幫助殖民地人民。(許劍虹提供)
國民政府對韓國獨立運動的支持,是為了抗日的地緣戰略需求,並不是真心要幫助殖民地人民。(許劍虹提供)

「選擇性」的聲援弱小民族

到底蔣中正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如何援助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反抗統治者?根據日裔美籍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的研究,國民政府在1928年完成取得北伐勝利後,就放棄了往日國共合作時代的「革命外交」政策,不再以武裝手段挑戰列強在中國的特殊地位。相反的,蔣中正承接了北洋政府時期的外交戰略,以盡可能融入國際社會的方式來換取西方列強對中華民國主權的尊重。

因為蔣中正深知,蘇聯與日本已經成為了中華民國兩個最大的外患,反而是千里之遙的美國,不只對中國的沒有侵略野心,還透過以《九國公約》(Nine-Power Treaty)為基礎的華盛頓體系(Washington System)確保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和疆域完整。從遠交近攻的角度來看,美國與中華民國的緊密盟友關係其實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就已經確立。

在這樣的情況下,蔣中正對所謂「弱小民族」獨立運動的支持,自然是存有高度選擇性。為什麼支持以金九、金元鳳為代表的朝鮮獨立運動者?答案再簡單不過了,因為朝鮮是日本殖民地,對朝鮮獨立運動者的任何支持都能延緩或者箝制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假若蔣中正真的是出於道義,而非國家通盤利益的考量去支持殖民地獨立,何以國民政府從來沒有聲援過美國殖民地菲律賓的獨立運動?

對越南獨立運動的支持,根本上也是等到法國向納粹德國投降,統治法屬中南半島的殖民統治者由親軸心國的維琪政權取代之後才開始的。而且蔣中正的扶持對象,始終是以阮海臣的越南革命同盟和武鴻卿的越南國民黨為主,對於真正有潛力的共產黨領袖胡志明,則基於反共抗俄國策予以防範,甚至還一度將其逮捕下獄。

至於印度與蔣中正的關係,則更是可以用極為惡劣來形容。因為孫中山提倡的大亞細亞主義固然已經為蔣中正所放棄,但卻為甘地、尼赫魯還有鮑斯等印度民族主義者所深信不疑。他們即便沒有都如同鮑斯那樣組織印度國民軍協助日軍作戰,也相信對英國殖民政府的反軸心國政策採取「不合作運動」,是印度取得獨立的不二法門。

而蔣中正在1943年2月訪問印度時,目的卻是要求尼赫魯與甘地等國大黨領袖暫緩獨立的訴求,優先配合英軍投入對日作戰。此舉引起尼赫魯和甘地等人相當不悅,雙方甚至可以用「不歡而散」來形容。固然蔣中正做出了承諾,將在日本被擊敗後協助印度獨立,但英國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對印度人做出過類似的承諾,尼赫魯和甘地自然是不會「再上一次當」。

至於英國首相邱吉爾,則認為羅斯福把中華民國拉抬到世界四強的格局,根本目的上是打著「反殖民主義」旗幟來瓦解大英帝國的全球霸權。看在邱吉爾與印度民族主義者眼中,羅斯福的用意並沒有美國政府宣傳的那麼光明神聖,不過只是以美利堅霸權取代不列顛霸權罷了。蔣中正這趟印度之行,不只落得兩邊不討好的下場,他「美帝國主義馬前卒」的形象也就此確立。

1939年尼赫魯訪問中國,與陳誠還有朱家驊等黨國大老見面,還順便去延安見了毛澤東。(許劍虹提供)
1939年尼赫魯訪問中國,與陳誠還有朱家驊等黨國大老見面,並受邀去延安,但歐戰爆發末能成行。(許劍虹提供)

成為孫文「正統繼承者」的中國共產黨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響應英美要求組織中國遠征軍進入印緬戰場參戰。看在我們眼中,中國遠征軍還有後來的中國駐印軍固然是一段光榮的歷史篇章,可是對於印度人和緬甸人而言卻未必是那麼一回事。對於本來就遭受英國人殖民的印度人和緬甸人而言,日本的入侵不過就是一個新的殖民主子替換舊的殖民主子而已,本來就沒有起來武裝抗日的必要。

擁有「緬甸國父」頭銜的翁山蘇姬之父翁山將軍,則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將日軍視為「解放者」看待,他與他手下領導的「30志士」曾接受日軍「南機關」機關長鈴木敬司大佐號召,前往海南三亞與花蓮玉里接受訓練。也是這支由翁山將軍指揮的緬甸獨立義勇軍,在第一次滇緬戰役中協助日軍進攻緬甸,甚至導致中華民國陸軍第200師師長的戴安瀾將軍陣亡。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在美國扶持下成為世界四強,印度獨立運動領袖鮑斯死於台北松山機場上空的飛行意外,翁山則在爭取到緬甸獨立地位後遭到政敵殺害。鮑斯與翁山雖先後退出了歷史舞台,但他們的同志或部下仍是印緬兩國的實際掌權者,內心自然不可能對在美國支持下取得強國地位的中華民國心服口服。

所以印度與緬甸雖然都不是共產主義國家,卻先後在1950年4月1日和6月8日宣佈與中華民國斷交,在第一時間內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值得一提的是,緬甸之所以如此快速承認中共,除了有延續自二戰以來的歷史恩怨外,最大的原因是由李彌將軍指揮的雲南反共救國軍,正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下佔領著緬甸部份土地,跟中華民國自然是更加勢不兩立。

印度和緬甸之外,同樣是太平洋戰爭期間與日軍合作過的印尼民族主義者蘇卡諾,也剛剛帶領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脫離荷蘭的殖民統治。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打著反帝國主義旗號出發,而且又是與印尼人同為有色人種的黃種人,蘇卡諾也毫無意外的在1950年4月13日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緬甸的情況一樣,印尼並非是出於認同蘇聯或者共產主義而選擇承認中共的。

尼赫魯、吳努與蘇卡諾等人都是民族主義者,不是共產主義者。對他們倆人而言,蘇聯所推廣的共產主義威脅程度絲毫不輸西方列強。就如同過去他們接受日本援助,共同對抗歐美殖民主義的出發點一樣,50年代的亞洲民族主義者們是從大亞細亞主義的角度出發,選擇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因為他們相信毛澤東有天會一如南斯拉夫的狄托一般與蘇聯撕破臉。

而中共在韓戰中的表現,也確實沒有讓這些信奉大亞細亞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失望。在這場長達三年的區域戰爭中,中共雖然沒能協助北韓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卻仍舊與世界超強美國打出了平手。指揮志願軍參戰的解放軍元帥彭德懷,更以「幾百年來,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門大炮,就能征服一塊土地的歷史將一去不復返了」這一席話,贏得了弱小民族的掌聲。

史達林去世後,毛澤東意圖帶領中共脫離赫魯雪夫領導的蘇聯陣營,決定與剛剛自歐美列強手中獨立的亞洲、非洲國家聯合起來,創造一條有別於加入美國資本主義陣營還有蘇聯共產主義陣營之外的第三條道路。這條脫離美蘇兩大強權指導的所謂「中間地帶」(Intermediate Zone)路線,得到了埃及總統納賽爾與南斯拉夫總統狄托大力支持,在亞洲的領銜國家正是印度、緬甸和印尼。

印度國民軍的錢德拉·鮑斯,他在二戰時組織印度國民軍協助日軍抵抗英國,如今還是與甘地跟尼赫魯齊名的印度三大委員。(許劍虹提供)
印度國民軍的錢德拉·鮑斯,他在二戰時組織印度國民軍協助日軍抵抗英國,如今還是與甘地跟尼赫魯齊名的印度三大委員。(許劍虹提供)

慘遭亞洲各國排擠的中華民國

打從太平洋戰爭開始就與國民政府對著幹的印度、緬甸和印尼,還只是亞洲「中間地帶」的領銜國而已。想要擺脫美蘇兩大強權,走獨立自主外交路線的亞洲國家還包括了菲律賓、泰國與日本等與美國簽有同盟條約,並且同中華民國維持邦交的反共國家。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就有了發生在1955年4月份的第一次亞非會議,即我們後人更常聽到的「萬隆會議」。

除菲律賓、泰國與日本外,根據1954年《日內瓦協定》與北越同時取得獨立地位及國際承認的南越,也獲准派代表出席「萬隆會議」。然而「萬隆會議」允許「兩個越南」,卻不允許「兩個中國」存在,因為無論是當年的北京還是台北都堅守「一個中國」原則,自認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都積極爭取出席「萬隆會議」的合法資格,並打壓對方的出席資格。

除了菲律賓、南越、泰國與日本外,出席「萬隆會議」的國家還有被視為中東反共中流砥柱的伊拉克王國及伊朗巴勒維王朝。蔣中正父子認為中華民國擁有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又獲得上述幾個具有代表性的亞洲和中東國家之外交承認,應該能順利爭取到由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出席第一次亞非會議,並相信此舉會得到美國的支持。

讓蔣家父子跌破眼鏡的是,在美國無法出面干預的情況下,所有亞洲國家都支持或「不積極」反對由中共代表中國出席「萬隆會議」。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首先以南越的情況來看,當時世界普遍同時承認兩個越南的存在,讓吳廷琰政府認為越南共和國沒有必要過度與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交惡。因為在未來與北越的外交戰中,南越還需要這些國家的支持。

再加上吳廷琰也是個民族主義者,正在南越推行「去中國化政策」,廢除漢字並要求華僑加入越南國籍,與中華民國的關係正處於一個相當尷尬的階段,自然不願意力挺台北當局與會。1946年從美國獨立的菲律賓,雖然是與美國有同盟條約的反共國家,卻也不希望被當成美國的傀儡看待,理所當然不會太積極為中華民國奔走,更何況蔣中正在菲律賓獨立的過程中沒有扮演任何角色。

泰國與日本是戰敗國,而且都還是由二戰期間與英美還有重慶國民政府對陣的法西斯領袖們主導大局。泰國總理鑾披汶·頌堪也好,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鳩山一郎也罷,都是為了配合美國在遠東圍堵蘇聯、中共的政策下才被允許繼續掌權。他們沒有獨立自己的外交政策,還在美國壓迫下被迫承認中華民國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對華府和台北充滿怨言並不令人感到奇怪。

尤其鳩山一郎,本來早在1946年就有機會擔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一職,然而他卻因為民族主義色彩過於強烈,硬是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介入下被迫「公職流放」,改由「親英美」的吉田茂出任戰後日本的第一屆內閣總理大臣。為此鳩山一郎對美軍恨之入骨,並且將推動與蘇聯還有中共「關係正常化」視為日本重新建立獨立自主外交道路的第一步,更是不可能替台灣發聲。

顯然對於鳩山一郎,還有許許多多的亞洲民族主義者而言,在韓戰中與美軍打成平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為了新一代大亞細亞主義的化身,乃至於所有有色人種的驕傲。中華民國身為聯合國四強中唯一的有色人種國家,實際上從來沒有真正得到過有色人種國家的敬重。或許只有在1945年到1949年,那短短四年曇花一現的時間裡,曾經勉強被當成戰勝國看待而已。

1955年的「萬隆會議」,被視為重建「大東亞共榮圈」的第一步。(許劍虹提供)
1955年的「萬隆會議」,被視為重建「大東亞共榮圈」的第一步。(許劍虹提供)

在「萬隆會議」中崛起的台獨運動

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遭到亞洲國家唾棄,伴隨而來的不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受到歡迎,台獨運動也一度被認為是「美帝國主義」間接的受害者,廣泛得到東南亞民族主義者同情。根據新加坡老記者陳加昌先生的說法,泰國、南越與菲律賓等反共國家都在美國要求下,嚴格禁止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入境活動,完全把台獨視為中共同路人看待。

倒是對於反美的東南亞國家而言,台獨是中共之外另外一個突破美國封鎖的合作夥伴,因為只要能多打擊一次中華民國政府,就是少掉一條「美帝國主義」強加在東方民族身上的「枷鎖」。尤其對於印尼國父蘇卡諾而言,幫助台獨還不只是現實利益上,還有道德上的考量,因為確實有不少台灣人在印尼獨立戰爭中幫助了蘇卡諾。

其中太平洋戰爭時期,以翻譯身份被派往印尼的日本外務省的陳智雄,就在日本投降後將大批日軍遺留武器轉交給蘇卡諾,讓他有能力抵抗試圖捲土而來的荷蘭殖民統治者。「反西方」的精神,將中共、台獨與東南亞民族主義者緊密的綁到了一起。所以後來陳智雄被廖文毅任命駐東南亞巡迴大使,就能靠著這特殊的關係爭取蘇卡諾允許廖文毅出席「萬隆會議」。

反對台灣脫離中國獨立,不只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主張,同時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張,所以廖文毅出席「萬隆會議」顯然是違反了中共的「一個中國」原則。然而廖文毅卻還是在陳智雄的協助下,奇蹟般的出席了這場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都遭到排擠的會議。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讓周恩來決定放水讓廖文毅到印尼宣揚他的台獨理念呢?

答案很簡單,因為50年代的中共尚不具備武力攻佔台灣的能力,所以任何能抵銷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灣統治的力量,都是中共可以考慮合作的對象。畢竟中共「統一戰線」的最高原則,就是「拉攏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再來則是許多東南亞國家古代都有向中國王朝朝貢的經歷,他們在與中共合作反抗西方霸權的同時,也深怕中共崛起後會成為新時代的「中央王朝」。

周恩來默許廖文毅出席「萬隆會議」,其實是個極為高明的政策,讓東南亞國家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稱霸的野心。搭配他在亞非會議上提出的「和平共處五原則」,讓東南亞國家普遍相信中共比起英美霸權而言是一個比較可以信賴的對象。鄧小平1974年在聯合國大會發表中共「永不稱霸」的宣言,基本上也傳承了所謂的「萬隆精神」。

另外一個周恩來允許廖文毅出席「萬隆會議」的原因,則是來自於2013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部選在北京西山落成的無名英雄廣場。引領廖文毅進入萬隆的陳智雄,根據這個廣場提供的資料為中共「地下黨」,雖然這個資料很快遭到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葉虹靈否定,但是中共藉由「地下黨」滲透並且掌握海外台獨運動的前科也並非無跡可循。比如1954年在東京成立台灣獨立聯盟的彰化人黃南鵬,就是中共潛伏日本的「地下黨」。

黃南鵬抗戰時在中國擔任北京擔任華北綏靖軍等二集團軍司令時,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聯繫關係,並在後來擔任北京憲兵司令期間暗中幫助8路軍武工隊員在日本佔領區活動。日本投降之後他被中共派到日本,與廖文毅還有林獻堂等台灣人接觸,目的就是要分化並控制台獨為中共所用,強化台獨運動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攻勢。

陳智雄是否有類似的政治任務?到目前為止筆者沒有更多資料證明真假,只好期待未來有人能對這個議題做更詳細的研究。但是從周恩來允許廖文毅參加亞非會議這一點來看,也能證明台獨的壯大背後有中共推了一把。這或許也是為什麼看在多數亞洲、非洲還有拉丁美洲民族主義者眼裡,台獨與中共都遠比國民黨還要受歡迎的一大原因。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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